材料一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我们不仅要回顾历史、从纵向上对比十八大前后党心民意的变化，同时还要环顾世界、从横向上对比中国上行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下行衰弱的反差。通过这种对比不难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来之不易。

——摘编自石仲泉《新时代新理论新征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材料四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实现由过去长期量变到阶段性质变的转变，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新时代1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过去我们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注重的是“摸经验和规律”；新时代我们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侧重于总结经验和把握规律，蹄疾步稳推进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不断开创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摘编自贺新元《新时代十年：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

材料五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基本的长期战略，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未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已将之纳入宪法，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这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合作直接联系到了一起。生态文明迫切呼吁中国和世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旦处理不好，则会危及社会和国家。

——卢卡斯·古铁雷斯 ·罗德里格斯《中共对生态文明的承诺与担当》

材料六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围绕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拓展全球发展格局，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秉承大国担当，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摘编自赵可金《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材料七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涉及社会发展、人权、国际安全等众多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

——摘编自张群《真正的多边主义：破解全球治理困局的中国方案》

材料八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所有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我们要创设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材料九   “一带一路”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周边各国民众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样的发展机遇，缩小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实际行动建设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也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勾画了新愿景。以下是“一带一路”建设大事年表。

——以上材料摘编自李颖《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

材料一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孟子提出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理念，要求“明君制民之产”，并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提供制度保证。荀子则将“王道”融入儒家推进共同富裕的哲学范式，把“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作为社会资源和财富规范，以此来保障富国裕民目标的实现。儒家还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通过养民、富民，进而实现百姓富裕，达到国家富裕的实践逻辑，是儒家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本位与价值归宿。

——摘编自董潇珊、陆永胜《共同富裕的儒学基因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状况之中，党和国家一立都特别关注农村脱贫问题。1950年我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1953年开始 在农村推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在农村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五保户保障制度，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基本保障。改革开放后又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营制度，国家还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措施，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增长。1994年制定了专门的扶贫计划，组织社会力量对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扶贫，并注重调动贫困户自身的积极性，鼓励贫困农户参与扶贫决策。进入21 世纪后，党和国家根据各贫困地区特点制定了多种重点扶贫方式，并建立了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2014年开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方式转入精准扶贫，将扶贫对象全部具体到户到人，建立了扶贫开发信息管理系统，并探索出了多种新型扶贫方式。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摘编自段金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

材料一：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宋代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社会救助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政策，并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出台了扶贫专项计划，设置贫困地区发展资金、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等。1987年确立“开发式扶贫”指导思想，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还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开展扶贫公益事业。2001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扶贫政策的受众从贫困县下落到贫困村，全国共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更多的是采取“造血式”的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现有标准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要全部脱贫”，2015年我国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在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精准扶贫政策。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