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农民隐漏户口、诈老诈小的现象极为严重，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对劳动力的控制。为了查实应纳税和负担徭役的人口，隋政府采取了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的措施。隋朝征收“口赋”，即人头税，要扩大财政收入，必须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户口隐漏情况进行全面的整顿。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括户。史载：“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大索貌阅之后，大臣高颎又认为长吏肆情，遂请行输籍之法。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写成定簿，并根据户等高低征派赋役。由于国家规定的赋役数量低于豪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量，许多原来依附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甘心成为国家的编户。这样既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隋代农民赋役较前代有所减轻，但是纳税人口却比前代成倍激增，隋朝经济改革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由此一目了然。

——摘编自《从改革的角度看隋朝的“国计之富”》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北魏前期没有严密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只设宗主督护、管辖地方。宗主是地方豪强，百姓多依附于他们，往往“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国家掌握的户口很有限。宗主们“督护”地方，掌握征收赋役权，把沉重的赋役负担都加到农民身上。因此，在实行均田制的第二年，孝文帝以新的基层行政组织——三长制代替了宗主督护制。三长制的具体内容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邻长、里长和党长由乡里当中强而守法之人担任。三长制的主要职责是检查户口、催督租调、推行均田。三长制的实行将大批荫附户口清理出来，编入国家户籍。

——据顾奎相、陈涴《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整理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