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农业进口了许多经济作物，如花生等，并且产生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实现了农业领域的地区分工。明朝中叶以后，在中国江南地区的一些手工工场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一些商业化市镇开始兴起。这些市镇与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从客观上推动了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的发达。在这个过程中，商人群体结成了地区性的商业联盟，称之为“商帮”。

——摘编自王志朋《西方“商业革命”潮流下中国封建王朝发展探析》

材料二：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级发展时期。到民国成立，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4.6家，资本总额高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6.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中日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投资方向方面，主要涉及纺织、缫丝、面粉、火柴等轻工业。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阻碍因素》

材料三：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就达40余个，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此类实业团体达107个。这些实业团体的行业以及旨趣虽然各有不同，但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却是共同的目标。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1913年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为41.3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达16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1.5亿元以上。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

——摘编自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和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

——摘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摘自孙中山《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进程证明了，我们过去在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物质力量的运用是占主导地位的。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族工作回到了正确轨道，从1992年开始，我党民族工作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上。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把思想观念建设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体现了我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心越来越全面，另一方面也标志者我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日臻成熟和完善。

——摘编自王延中、周辉《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基本经验》等

材料一 宋朝天圣元年(1023年),因现实需要,官方成立专门的纸币发行れ构“益州交子务”,将交子固定面额,以铁钱作为发行的准备金,规定了每张交子的使用年限为两年或三年宋朝后期为解决财政困难和军费供给不足的问题,大量增印纸币,准备金却不足,同时将交子的使用期限延长至四年,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高涨,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交子甚至贬值为原来的百分之一。

——摘编自郭政《试论宋朝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材料二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战争的庞大开支,国民政府无限制发行纸币。1948年前八月纸币发行量相当于1937年的47万倍。同时,投机商人纷纷抢购物资,囤积居奇,进行黑市贸易。随之而来的就是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上海的米价来看,每担大米1月份值法币150万元,5月份值580万元,8月份值6500万元。

——摘编自龚书铎《中国近代史1919~1949》

材料三 新中国面临一个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党和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法律等手段,同上海等大城市的投机资本进行“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到1950年,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政务院通过采取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物资管理、现金管理等措施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