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于中国，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中国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一般认为，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等

材料二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材料一   蒙古和西藏地区活佛及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时，依照西藏旧俗，常问卜于四大护法神，因依口传认定，未必准确，兹大皇帝……特颁金瓶。……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各呼图克图暨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掣签认定。……

八、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收支用度等……著令开列收支清单，于每年春秋二季报送驻藏大臣衙门审核。

十、嗣后驻藏大臣除前往布拉宫瞻礼外，有商议问题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共同进行。自噶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等，统归其管辖，不论大小番目，须遵从驻藏大臣之命。……

十四、现廓尔喀虽归降称臣，但嗣后凡有文书往来，均应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凡涉及边界事务等要事，亦须照驻藏大臣旨意办理。……外番人员来藏，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报驻藏大臣，并由驻江孜、定日汉官验放后，方可前来拉萨。

——节选自《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主题一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材料一   处于今云、贵、川一代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武帝时，唐蒙率军进入夜郎道（今贵州附近）。唐蒙对当地少数民族赠予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当地首领夜郎侯多同愿甘心向汉，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设立郡县，依汉制置吏，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任县令。夜郎归属汉朝后，四川一带土著也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赢得当地人好感，汉朝遂在当地设都尉，置十余县。汉朝在夜郎地区修筑“南夷道”，在四川开通灵关道，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今西昌附近。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主题二隋唐至两宋的民族关系

材料二   唐朝政府与边疆地区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唐蕃之间和亲，还数次会盟，唐朝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主题三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

材料三   元朝在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区设置行省，实行与中原一样的管理体制，与内地一样征收赋役。邻近内地的藏汉区，仿内地制度设立路、府、州、县。西域设置了宣慰司，普遍任用土官，可管理由地方民族组成的土军，但朝廷也可调用土军。在南方，委任少数民族首领，肯定其利用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资源占有的权力。

——摘编自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材料四   清朝前期开拓和巩固边疆的举措

材料五   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和内地一样，设三司。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当地土著担任的土官，亦称土司，武职称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文职称土知府、土知县。土司大多为当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一部分土司衙门中的佐贰官、首领官由朝廷派出的流官担任，以对土司形成牵制。土司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有事要出兵供朝廷调遣。明朝在当地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土司中，女土司占有一定数量。

——摘编自王天有《明史》

材料六   中华民族在长期过程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凝聚成一个互相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之间具有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摘编自谭玮一《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几个特点》

主题四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

材料七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沿海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沿海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对黄纯艳访谈》

材料八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自明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的近5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规定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擅造三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明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摘编自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