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材料一   处于今云、贵、川一代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武帝时，唐蒙率军进入夜郎道（今贵州附近）。唐蒙对当地少数民族赠予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当地首领夜郎侯多同愿甘心向汉，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设立郡县，依汉制置吏，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任县令。夜郎归属汉朝后，四川一带土著也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赢得当地人好感，汉朝遂在当地设都尉，置十余县。汉朝在夜郎地区修筑“南夷道”，在四川开通灵关道，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今西昌附近。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主题二隋唐至两宋的民族关系

材料二   唐朝政府与边疆地区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唐蕃之间和亲，还数次会盟，唐朝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主题三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

材料三   元朝在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区设置行省，实行与中原一样的管理体制，与内地一样征收赋役。邻近内地的藏汉区，仿内地制度设立路、府、州、县。西域设置了宣慰司，普遍任用土官，可管理由地方民族组成的土军，但朝廷也可调用土军。在南方，委任少数民族首领，肯定其利用资源的合法性，同时官府掌握收回资源占有的权力。

——摘编自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材料四   清朝前期开拓和巩固边疆的举措

材料五   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和内地一样，设三司。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当地土著担任的土官，亦称土司，武职称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文职称土知府、土知县。土司大多为当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一部分土司衙门中的佐贰官、首领官由朝廷派出的流官担任，以对土司形成牵制。土司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有事要出兵供朝廷调遣。明朝在当地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土司中，女土司占有一定数量。

——摘编自王天有《明史》

材料六   中华民族在长期过程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凝聚成一个互相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之间具有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摘编自谭玮一《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几个特点》

主题四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

材料七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沿海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沿海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对黄纯艳访谈》

材料八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自明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的近5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规定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擅造三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明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摘编自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打败了在北方称霸半个世纪的突厥汗国，疆域空前广大。唐朝统治者总结前代的经验认识到，如果单纯依靠武力，一方面难以征服众多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对依靠武力征服的地区难以维持长久和有效的统治。于是他们采取“偃武修文”的方针，以通使、和亲、册封、互市等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进行招抚，从而达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目的。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版）》

材料二   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仍然沿用元明时期的政教合一的政策，但对这一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努力革除这一制度中的弊端。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世祖册封五世达赖，并恩赐金册金印，形成了达赖喇嘛必须经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定制。特别是乾隆时期，他对西藏原有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如“金瓶掣签”制度的出现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的出台。这种政教合一制度和对宗教势力的合理掌控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和统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摘编自许安平《从元清两代民族政策对比看民族关系状态的重要性》

材料一   面对周边众多民族，秦、汉王朝分设典客和大鸿，专职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秦王朝在西北地区设陇西、北地、上郡3郡，汉王朝则在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酒泉等郡。边之郡县，既任命汉族的官员，谓之以流官治其土，又封少数民族的首领为王、侯，谓之以土官治其民。鉴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边郡之税一般无定制定额，甚至可以减免，夷首领也只需解纳土贡。为充实边郡，秦汉还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成以充之”，并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各民族结友好关系。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唐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民族政策。唐太宗以德治为主，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和亲政策，反对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叔，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在平定突厥后，唐王朝在其原地设置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或刺史，世袭其职，统辖本族人民，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制度在突厥实施成功后，又被不断推广，以数属摩府州遍布于唐王朝各边疆民族地区。

——编自李饮《论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