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即位后，改革选官制度。汉武帝创建太学，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成为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元光元年，建立察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人才。汉武帝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旧传统，重用了一批精通本业的商人。同时，选官用人不论民族、出身，唯德、才是举。完成了由汉初的“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为武帝开创盛世奠定了人才基础，在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摘编自王国民《汉武帝选官用人的改革》

材料二：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这样以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三：宋代对科举制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之更加完善。且宋朝皇帝十分重视选拔文士治国，所以科举取士至宋朝时达到了极盛。两宋时期，进士科共开118科，录取进士42000余人。开宝六年，宋太祖在讲武殿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从此确立了殿试制度，此后又形成了乡、省、殿三级考试……为杜绝请托舞弊之风，淳化以后相继制定了锁院、糊名、誊录、磨勘等制度，从而把科举考试基本上建立在了公平竞争的基础上。

——摘编自马茜华《中国古代选官主导方式演变述论》

材料一   宋代之前是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改朝换代多依靠武人，因此武人日益骄横，很多人不愿意读书；宋代统治者把大量读书人吸引到科举考试做官上来，让他们把毕生精力放在读书、考试上，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繁荣了文化，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为了鼓励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逐渐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国家取士的范围更加扩大。自隋至清，各代进士录取总数，以宋为最，达36131人，加上诸科等总数达11万多人。宋代统治者为了防范考试作弊，在考试管理上采取了许多较为严格的举措，主要有：避亲嫌、弥封、誊录、锁院等。宋初科举，沿袭了两级考试制度，但在宋太祖开宝六年以后，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拔录，比较严格。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废除了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目。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宋代，为鼓励读书人，彰显读书的种种好处，只要科举考试及第就可以任官。宋太祖时，官位高低与考试等次还没有直接联系，但这种状况至太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特别重视高第。

——摘编自周宝砚《宋代科举考试制度》

材料二   1882年3月，伊藤博文受日本政府派遣，率领“宪法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宪政状况与官制，1885年，日本第一届内阁建立，这时便分出了文部。在实施内阁制过程中，日本近代的文官制度逐步完善起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和任用制度。随后，有关官吏考试和任用等方面的规定和纲要陆续出台。1887年，日本的明治政府实行《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对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的人员任用都进行了限定，确认了国立大学学历的重要性。1893年，明治政府颁布《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对文官的任用进行规定，强调必须以考试合格为前提，从此以后，学校的考试制度更加严格，考试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后来，日本政府又颁布《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惩戒令》，从此时起，日本官吏相关的所有的制度，都已有较完备的制度。此后越来越多的平民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实际的能力与学问进入政府担任官职，经过严格考试的检测和考核，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官员。……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日本为“偶像”，纷纷求学于日本。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模仿日本文官制度实行了官制改革……

——摘编自姚春海《日本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

唐代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内容（如下表）：

王安石熙宁年间科举改革围绕着“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展开，其核心是罢除考试声病对偶之文、即“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要求士人各治《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习《论语》《孟子》。每次分四场考试，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中书门下撰“大义式”颁行。经义程文每篇不得超过500字。

——据王阔《论王安石“罢诗赋而取经义”的科举改革》

黄宗羲在论述科举制度的弊病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具体做法是在三场考试中，第一场考经义，不必拘泥于八股体制，建议按照朱熹的方法，“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第二场考论、表、判，测试学子们的见识、文采、决断等综合素质；第三场考策论五道，考察学子们通经致用，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钰、褚红霞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