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成累万金”，“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由政府组织生产、销售、严禁私自铸铁、煮盐）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的盐、茶、铜、酒等商品，由政府专卖，成为禁榷，与前代禁榷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全由官方经营不同，宋代把一些不适合官府经营的环节，转让给民间工商业者或普通百姓经营，即所谓“官商分利”……宋高宗要求户部向他报告市舶贸易的收支情况。宋代政府还经常根据实际收入调整各地商税定额和税率，调整税卡布局，惩治那些刁难商人、苛征商税的官吏。

——摘编自汪圣铎《两宋货币史》

材料三   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今天广东出发，可达东南亚和南亚。汉在徐闻县南七里（今广东徐闻县），置左右侯官管理。汉武帝时有外国使者来进献，汉武帝派译长带上黄金和丝绸出海，到这些国家交换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两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两宋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秦朝强力离散宗族的政策激化了与原东方六国地区的矛盾。汉初，刘邦以“汉政”代“秦政”，下诏复故爵田宅，六国贵族之后、豪强大姓无论是迁于关中还是回归故里，其宗族势力均迅速复活。他们交通王侯、操纵乡里，甚至成为诸侯王的依靠。景帝开始打击宗族不法行为，将抑制宗族势力纳入国家治理面。汉武帝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针对“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均为针对“两千石”的条款，打击核心都是宗族大姓及其保护伞。还通过加重资产税、算缗、告缗等措施，使依附于豪强的农民直接隶属于国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加强。不过，汉武帝打击宗族固然严厉，但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其发展。

——据臧知非《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三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