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

材料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法律权威，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了法律的胜利实施。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国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适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摘编自杨宝成《新中国60年法律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启示》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大动荡，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外患环生，内乱叠起，法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及西方法律的输入。特别是20世纪后，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法律有利于活跃人们的思想、开阔视野。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在考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浩繁的法学文献的同时，积极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有力地推进了法学研究和立法工作，这种努力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也推动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

——摘编自袁敏殊《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建设，确立了法律权威，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了法律的胜利实施。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国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适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摘编自杨宝成《新中国60年法律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启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法律就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管子》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汉武帝确立儒学为正统并“定于一尊”“以经注律”“引经解律”等应时而起，大行其道。魏晋时期规范汉以来反映“以经注律”成果的律条内容并试图使之法典化。《唐律疏议》完成了“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并被封建后世奉为“楷模”。明清时期以注释律条为主要内容的律学成果，则大大提高了法典的司法实用性，提高了司法效率。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总体上不再有重大的发展，唐律先是被宋朝沿用，又被明朝当作立法的蓝本。明律本身被清朝沿用。

——摘编自李俊《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的特点与影响》、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孟德斯鸠所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但是，民法法典化的本质正是政治运动，始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法典化潮流无不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法国民法典成为法国革命的皇冠，巩固和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念；意大利民法典直接促进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奥地利民法典迅速将奥匈联结整合，这些国家皆通过法制统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