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 “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编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材料一 秦汉以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帝王将“民惟邦本作为治国之要”。汉代民本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民生。贾谊曾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且强调“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民本思想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民”，而是将民作为评价政绩的标准。唐初的魏征和李世民明确地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节力役；息边争；不违农时；大办农业，使耕者有田，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赈灾百姓；慎刑罚。明清时期的民本思想家，既不像先秦民本思想家那样强调民在邦国中的地位，劝诫统治者要得民心，亦不像汉唐以后强调人民载舟覆舟的历史作用，他们所强调的是人民作为人的权利，尤其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压抑民权的制度。

——摘编自赵树森《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转化》

材料二 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可谓“鞠躬尽瘁，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收养老人，供给丰美，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虽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摘编自万建中《孙中山富国强民的国家建设思想》

材料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主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放在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地位。 2004年3月，国家决定：“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村减轻负担48亿元，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众所周知，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子女辍学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2006年起，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十一五”时期，中央计划要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包括比较规范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规范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

——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材料一   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设立了专门的贫困救济机构，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南北朝时期。灾害救助主要采取包括财物施舍、平抑物价、减免赋税，扶助农产等形式。慈善救助是封建社会主要由民间实施的一种社会行为，这种救助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救助行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伦理制度，因此也就产生了庇护同宗，养老慈幼，扶困济贫的宗族救助。在我国传统社会，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救助，主要是指由官方政府组织的对于社会成员实施的系统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社会救助行为。

——摘编自韩跃民赵鸣《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初探》

材料二   随着西方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保障的范围不断扩大，给付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整个政府预算支出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了未参加或不参加工作、没有正常工资收入的群体也能获得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一般不需交纳所得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有劳动能力而没有正常工资收入的人们去寻找、恢复或交换工作的紧迫性。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规模使企业支出的保障费或税日益增加，不仅直接减少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收入，更主要的是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从而直接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摘编自伍业兵《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功绩、困境及其启示》

材料三   1984年，社会保障体系开始了由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在城镇推广养老保险基金社会统筹。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颁布，规定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发布并实施。2007年，在城市低保制度成功实施的基础上，农村低保制度开始施行，国家、企业和个人责任共担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构建，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体内容。2018年3月﹐国务院在保留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同时，新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医疗保障局，使整个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得以重构。

——摘编自韩克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