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两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息,成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类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很严,往往必须以国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细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细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助《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刘坤一(1830-1902),湘军宿将,随曾国藩之后,投身洋务外交活动,与李鸿章、张之洞一起成为晚清地方权臣,对晚清洋务外交活动产生过重大影响。1875年9月,授两广总管,次年任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总督地方过程中,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坚持开放,反时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在他意来“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对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卸。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例如他在办理教唆防范民教冲突过程中,不是一味弹压,而是注重打击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通晓教案,从建议结,绝不容洋人把持。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现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陆霞《论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外交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晚清地方权臣刘坤一的洋务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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