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的时间应是元代，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得以不断完善与发展并臻于全盛的时期。元明时代广西的土司制度，是元明封建统治者在总结历代“羁縻之治”与“羁縻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确立发展并健全起来的一种对广西少数民族进行有效施治的特殊的政治制度与民族政策，具有一定的区域自治性特征。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统一的国家版图内，在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封建中央王朝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结构和风俗习惯不变，通过委任少数民族上层为世袭土官，让其“因其故俗”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封建统治，从而实现王朝中央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目的。

——摘自蓝武《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材料二   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土司制度腐朽没落的弊端日益显露，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广西壮族土司地区出现的上述诸种情形，土司制度失去它“保土守疆”的历史使命时，甚至成了威胁“国防”与地方安稳的力量时，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清朝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广西土司改设流官，调整土司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控制。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广西土司地区的墟市贸易渐趋繁荣，粮食、禽畜山货、药材和手工业产品都成为贸易对象。同时，区域间商贸活动日渐增多，外地商人尤其是广东地区的商人纷纷进入广西土司地区建立会馆。

——改编自崔继来《改土归流与清代广西土司社会》

材料一   在吸取秦汉至唐宋等朝边疆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元朝在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对“内属”“归附”的少数民族或部落酋长或首领封以官爵，使其代表国家间接统治原有领地和民众，将少数民族首领整合进国家职官体系、各族土民整合为国家民众，强化元朝的国家权威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即“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皆因其俗，使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元朝先后在西南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设置大小土司数百家，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省。

——摘编自彭福荣、刘译蔓《国家整合视野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材料二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雍正帝即位后，深知土司危害，“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同时，土司间、土司内部经常发生斗争，给土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伤。土民强烈要求摆脱落后的、残酷的土司制度。在政权稳定后，他以坚定的决心使改土归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张琦《浅论清初云南的改土归流》

材料 元明以来，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土知府、宣慰司使），对当地进行世袭统治。由于土司地处偏僻，相对独立，中央的政令、法律显得鞭长莫及。清朝雍正继位后，鉴于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土司“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草菅人命，罪恶多端”，谕令西南各省总督、巡抚“悉心筹划”，“令其改土归流，各遵王化”。至雍正九年，在改土归流地区，设置府、州、县，由中央任命的知府、知州、知县代替世袭的土司；同时设立相应的军事机构镇、协、营、汛，派兵驻扎。随后还进行社会改革，取消种种落后陋习，改善交通，输入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