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全面铺开和人民公社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和公社管理委员会成为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加上生产集体化、经济计划化和教育标准化等，国家成功排挤掉了旧的民间权力执掌者，尤其是严重冲击了坚韧的“宗族权威”势力，在“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逐步收集分散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非正式权力，最终建立起强有力的规范统一的权力体系，直至实现“社会的国家化”。改革开放之前，通过贯彻来自于中央、省、市、县的方针政策来管理和组织村社生活，成为乡镇政权首要和基本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随着乡镇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乡镇政权以更积极的态度来扩充自己的政策和制度空间，同时也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上级的命令。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层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关心地方市场，基层政权组织在地方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摘编自郑自俭《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材料一   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面对1941年以后的严峻形势，各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的生活，调动其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富农和地主的利益，联合其共同抗日。

——摘编自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二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这个文件对整个解放区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明确规定了政权建设中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原则。村（乡）、区、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阶段，一般都以贫农团和农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之后才召开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村（乡）、区的正式权力机关，并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府委员会。在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基础上，又召开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县政府委员会。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最突出的进展是实行“海选”，即村主任领导人完全由村民提名和选举产生。“海选”是授权机制的一大突破，即村委会干部的权力由本村村民所授予，从机制上保证干部更好地为村民负责和服务。当村主任由指定候选人和上级派定候选人变为村民直接提名和选举村主任后，实际执掌村庄公共权力的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方式由少数党员选举的方式受到冲击。为此，在一些地方，村支书实行“两票制”和“两推一选”制，其共同特点是扩大村党支书的民意基础。中央甚至提倡先选村主任，选不上村主任就不要再参加选村支书了。

——摘编自徐勇《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

材料一   国共对峙时期，主力红军不断加强与地方联系，在群众工作中将帮助建设党组织放到重要的地位，有效地纾解了动员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使武装暴动向建立政权转化。如红四军第一纵队在闽西分兵时，就在各处派出政工干部，“有党的地方，就作区委委员或副书记，无党地方创建党，对外为红军政治部的代表，帮助苏维埃工作。他代表一纵委的精神，实现一纵委的工作路线”。依托地方党组织，主力红军能够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来推动革命，也使主力红军有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坚实基础。苏区在地方上实现了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基层社会，三者领导机构合一、苏维埃主席同时是党的支部成员，党的支部书记是苏维埃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掌握着地方武装。这样的体制很有效率，很适合扎根基层开展革命的需要。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结合在一起，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整风”“一五”计划等党和国家一系列维护新生政权的举措中，军队的主要任务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亦需围绕党和国家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依据军队内的思想情况，消除军队内不良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党和国家时事政策，培养阶级意识，激发军人维护新生政权的积极性，维护政权建设的热情。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体现在混合军种的建设、军队三大条例的颁布等多方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展，是党为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长远考虑。

——摘编自赵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49—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