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罗马从共和末期开始就形成了向民众提供公共休闲活动的传统，罗马社会的各种娱乐设施空前发展，其建造者往往是各级当政者。至图拉真时代，大竞技场的座位已达25.5万个，庞培剧场可容纳2.7万名观众。此外，当政者们还举办或资助举办其他名目繁多的娱乐活动，比如图拉真曾举办过历时120天的庆典，包括各种主要的娱乐活动。在一系列活动中，先后有1万多头野兽丧生，1万多名角斗士在竞技场上搏杀。“每位皇帝都尽力超过其前任，导致赛会需耗费巨额公共及私人财产。参加赛会都是免费的”。

——摘编自郭东波《社会公共生活的转变：从罗马共和国到帝国时期》

材料二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春，汉政府在上林苑“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史籍记载的两次百戏演出都是为招待外国使者而举办的，之后再未见类似记载。汉朝的娱乐活动仍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与祭祀、农事难舍难分。汉朝之社日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是普通百姓最为重要的娱乐活动，百戏与乐舞共同应用于社祭活动中。汉朝也有对抗性竞技活动，比如斗兽与角抵，但汉代的斗兽活动实质是表演，绝非屠杀，而且很快演化为具有娱乐色彩的角抵戏。

——摘编自马新、陈树淑《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

材料   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时期，当政者热衷于建造各种大型娱乐设施，如座位达25.5万个的大型竞技场、可供1600人同时洗浴的浴池等；为获得民众的支持，当政者还会举办各种节日和赛会，如农神节、牧神节、平民赛会、谷神赛会、酒神赛会等。公元3世纪中叶时，罗马城每年有177天在举办各种赛会。罗马娱乐活动最受欢迎的是竞技性活动，主要有角斗士间的角斗及角斗士与猛兽的搏斗。罗马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但在战争与掠夺中走上了殖民化的帝国之路，并形成了以公民为主体的寄生性城市文明。与罗马政府尽力向全社会提供公共娱乐活动不同的是，汉朝政府很少向百姓提供公共娱乐活动。但是汉王朝的娱乐风气也颇为兴盛。其娱乐活动的供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皇室宫廷与权贵富有之家所养的乐舞百戏艺人，这些艺人的表演主要在汉代官贵及豪富家中进行，并不面向社会；另一个来源是民间的乐舞百戏表演团体，这些团体众多，他们表演的节目种类也很多，有舞蹈、高难度杂技、俳优戏、幻术等。汉王朝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繁荣，农民是王朝统治的基础所在，因此汉王朝的娱乐活动多与生产相关联。

——摘编自马新、陈树淑《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兼论汉朝与罗马文明基因之差异》

材料一   在唐代，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之多，阶层之广，都是中国古代所罕见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马球能手，而且爱好围棋、斗鸡。与前代主要作为宫廷娱乐项目和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相比较，唐代体育已趋于大众化。足球用球和球门已与现代足球非常接近，除两队角逐、竞争胜负的踢法外，还适应不同参与者产生了其他踢法。女子不仅和男子一样进行打球、骑马、射箭、弈棋等体育活动，而且还创造出一些自己的专门运动项目。

——摘编自黄中安《论唐代的体育活动》

材料二 19世纪30年代，英国相继颁布了《公路法》《城市警察法》对城镇中混乱的街头足球运动者进行惩罚，大量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娱乐活动在此时也被政府严厉禁止。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不仅意识到健康的心智和强健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认识到适当的体育运动能够培养人们遵守规则和纪律的习惯，激发团队精神，培养领导能力，甚至可以提高人们为帝国服务的能力。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在体育文化领域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是有组织体育运动的出现，社会中萌发出了一股竞技热。各个公学、大学之间，社会上各类体育俱乐部之间频繁举办各种赛事。大量的郊区体育运动俱乐部也开始对女士开放，年轻的男女可以自由的共享公共运动，不必担心流言蜚语的纠缠。

——摘编自杨海霞《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