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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国人对国际法的认识逐渐深入。李鸿章认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在面对日本武力挑衅时指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薛福成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指出：“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近年以来，使臣出驻各国，往往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虽有效有不效，西人之旧习已稍改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盖国之强弱相等，则借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国有得，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

——摘编自韩小林《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材料一：荷兰人格劳秀斯（1583-1645年）作为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第一次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认为“人人都要尊重誓约的神圣”，“因为誓约是以上帝的名义而立的，也因为上帝拥有强制履行义务的权威”。至于和约，根据“誓约保证的信义之神圣性”，“无论和约订立了何种条款，务当绝对遵守。”

——据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

材料二：在19世纪60年代，面对各国修改条约的要求，李鸿章等少数人认为，修约“系条约而非议和”，彼此双方均有同等权利，任何一方若要重修条约，须先行知照，“有一勉强，即难更改”；我方可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其可许者许之，其不可许者拒之”，并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交涉中，鉴于“惟彼有所求于我，而我一无所责于彼，虽足以示中国宽大，特恐彼视中国太易，更生非分之思”，奕䜣“亦拟数条向彼商办”。其后中英签订的《新定条约》在形式上亦与以往大不一样，每一款均以“中国允”或“英国允”之类的语句，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据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自斥之”。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田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1919年1月27日，顾维钩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

——摘编自石源华《顾维钧：雄辩于巴黎和会上》

材料三：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是以其矛盾学说为哲学基础的。毛泽东矛盾学说以其辩证思维超越了“求中”或“求异”的单一思维，其“求同存异”外交思想以“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异”的非对抗性质为基本前提，以“异”的具体状况为策略根据，以“同”与“异”的发展变化为实现条件，指导了新中国外交实践。

——王建：《试论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