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时期，当政者热衷于建造各种大型娱乐设施，如座位达25.5万个的大型竞技场、可供1600人同时洗浴的浴池等；为获得民众的支持，当政者还会举办各种与农事活动相关联的节日和赛会，如农神节、牧神节、平民赛会、谷神赛会、酒神赛会等。公元3世纪中叶时，罗马城每年有177天在举办各种赛会。罗马娱乐活动最受欢迎的是竞技性活动，主要有角斗士间的角斗及角斗士与猛兽的搏斗。罗马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但在战争与掠夺中走上了殖民化的帝国之路，并形成了以公民为主体的寄生性城市文明。

——摘编自马新、陈树淑《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兼论汉朝与罗马文明基因之差异》

材料二   16世纪之前，英国戏剧的基本类型为宗教剧，旨在表现上帝的“全知全能”。

而到了16世纪，乡绅、商人等中间阶层兴起，手工艺人、仆人等一般平民的收入也增加了很多，许多平民还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除了财富的增长与分布，还有长期的和平，外国文学和外出旅行的增多。以上原因使观众对戏剧提出了新要求，全新的人文主义戏剧应运而生。新剧中既有反映新兴阶层的人们追求财富的《马尔他岛的犹太人》，也有反对蒙昧、提倡理性的《浮士德》。人文主义戏剧的集大成者无疑是莎士比亚。到了16世纪，英国体育活动的内容更加复杂，形式更加多样，且大众参与度更高了。除了中世纪流行的骑马、游泳等运动外，还出现了足球、手球、网球、保龄球、曲棍球等新兴运动项目，除了斗鸡，各地还流行斗狗、斗熊等娱乐活动，更多民众学习和跟风王室贵族项目——架鹰打猎、阅读英文翻译的《圣经》，感受新兴英国的繁荣。

——摘编自沈迪《16世纪英国的文娱活动概述》

材料一   古罗马从共和末期开始就形成了向民众提供公共休闲活动的传统，罗马社会的各种娱乐设施空前发展，其建造者往往是各级当政者。至图拉真时代，大竞技场的座位已达25.5万个，庞培剧场可容纳2.7万名观众。此外，当政者们还举办或资助举办其他名目繁多的娱乐活动，比如图拉真曾举办过历时120天的庆典，包括各种主要的娱乐活动。在一系列活动中，先后有1万多头野兽丧生，1万多名角斗士在竞技场上搏杀。“每位皇帝都尽力超过其前任，导致赛会需耗费巨额公共及私人财产。参加赛会都是免费的”。

——摘编自郭东波《社会公共生活的转变：从罗马共和国到帝国时期》

材料二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春，汉政府在上林苑“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史籍记载的两次百戏演出都是为招待外国使者而举办的，之后再未见类似记载。汉朝的娱乐活动仍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与祭祀、农事难舍难分。汉朝之社日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是普通百姓最为重要的娱乐活动，百戏与乐舞共同应用于社祭活动中。汉朝也有对抗性竞技活动，比如斗兽与角抵，但汉代的斗兽活动实质是表演，绝非屠杀，而且很快演化为具有娱乐色彩的角抵戏。

——摘编自马新、陈树淑《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

材料一   罗马的当政者们竭力为民众提供各种赛会。早期赛会有罗马赛会、平民赛会、阿波利那司赛会、酒神赛会以及女神弗罗拉赛会，费用均由公共财政承担。根据罗马法律的规定，殖民都市和城镇的官员均有义务举办有关赛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罗马人的娱乐活动，形成了立足于城市社会的较为纯粹的娱乐活动。罗马的竞技性活动是社会娱乐活动中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内容，以角斗为代表的身体对抗是竞技主题，这种对抗既是表演，又非表演，实质是血腥的绞杀。汉朝的娱乐活动与祭祀、农事难舍难分。汉朝的竞技性活动只是社会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有身体对抗性竞技，但只是表演，非身体对抗性竞技是竞技性活动的主要构成。

——摘编自马新《汉朝与罗马娱乐生活之比较》

材料二   汉朝政府很少向百姓提供公共娱乐活动，即便是举办允许百姓参与的娱乐活动，次数也很少，且持续时间短。如汉武帝时代，政府曾先后在上林苑和上林平乐馆进行百戏表演，京师民众前来观赏。这两次百戏演出都是为招待外国使者而举办的，也是汉朝仅有的两次公开面向民众的百戏演出，出现百姓的身影仅仅是政治与外交需要，王朝借此显示汉王朝的富庶和国威，并非专门向百姓提供会共娱乐活动。

——摘编自昊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