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蓄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摘编自《淮南子·要略》

材料二   苏轼对于商鞅变法可以很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虽不否认，但认为这样的政策法令太过倾向于国家利益，民众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在变法初行阶段，会让民众不理解或超过其承受程度而产生怨怒与抵触；并且变法措施重利而轻义，推行峻法酷刑而弃用道德教化，“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苏轼进而在《商君功罪》一文中提出了“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很好顾及民众的舆情与实惠，即使夺取天下，也会很快丢失。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一   商鞅在秦国担任丞相十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促进了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因为“凌轹公族，残伤百姓”，“用法严酷”，以至于“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

材料二   苏轼认为，商鞅虽使秦国走向富强，但政令严苛，使民众产生怨怒与抵触；“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因此，“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一   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富国强兵”。商鞅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只能是“刑赏”，而其中“赏”的内容和对象也必须是绝对单一的。在“赏”与“刑”之间，“刑”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应该单一地采用重刑。使“重刑”明确化、系统化的最佳手段是建立“法”。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其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分绝对单一化，其次是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商鞅一元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是以“外儒内法”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张晓《“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

材料二   虽然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却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得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摘编自许小年《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