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土地买卖需要立契据。经官方收税盖印的，谓之“红契”，有法律效力：否则谓之“白契”，不能生效。经办此事的官方大都为各地县衙。登记税契后，土地所有人保有地契，县衡则绘制土地册籍，这类地图看上去如密密麻麻的鱼鳞，又称“鱼鳞册”，作为收取赋税的凭据。延续到近代，官方发放的土地契证名目繁多，上注有某保、某区、莱图、菜圩和某号，面积、亩分和执业人姓名，规格式样也不统一。由于丈量不精确，土地的四至往往含混不清，原业主成为逃税而少报面积，出现“单小地大”：或勾结地保，多报亩分，以侵占他人土地，造成“单大地小”，实际地亩与契纸常常不符。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房地产税》

材料二1847年，一种全新的土地契证在中国诞生，即所谓“道契”。道契是中国官方为外国人永租土地而制作的一种特殊土地契证，因为此证只能由海关道有权制发，所以俗称“道契”。道契的规范性和权威性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土地产权凭证“田单”。道契的发放要经过外国领事馆和中国上海道台衙门，分上中下三契，上契（西文）由外国领事馆留存，中契（中文）由上海道台衙门留存，下契（西文）归租地洋商执有。每次交易都会在契上注明，如有分拆、合并等情况则另立新契。道契有高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摘编自王志安《近代道契的发展历程》

材料一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具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

——摘编自《明史·食货志》

材料二   鱼鳞图册是明清政府统计民间土地占有情况，并据此征收田赋的册籍，由此形成了系统的土地管理制度。总图上一块土地挨着一块土地，状若鱼鳞，因此叫作"鱼鳞图册"。此后土地买卖过割，父子兄弟分家，都要写明鱼鳞图册上的编号。

材料一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

——摘编自刘望成何秋云《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

材料二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商朝时期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该制度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趋枯竭，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人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江立华《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