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图为唐朝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属岭南道广州），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

唐朝怀集庸调银饼

这是岭南道广州怀集百姓所纳庸调在上缴朝廷时由地方官府折纳的银饼，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

材料二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三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

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   在中世纪欧洲的庄园中，农奴身份的主要标志是承担雇工劳役。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大量的手工业品进入庄园，领主迫切需要大量的货币购买城市输入的精美手工业品，于是改为征收货币地租。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于13世纪末叶逐渐流行起来，黑死病后发展尤为迅速。劳役折算成一笔固定的货币后，农奴实际上成为领主土地的承租人，与自由佃农已没有什么区别。13世纪以后，大量农奴涌向包括英国伦敦在内的一些城市，庄园制度加速瓦解。挣脱农奴制枷锁的农民，同新兴市民阶级一起，把社会分工和交换活动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从而为现代工业的发展铺垫了道路。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洋关之设，自五口通商始。”《江宁条约》第十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后清政府又与美、法两国签订了《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道光二十六年，松江太仓一带“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削减，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

——摘编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等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全国各地税制极不统一的情况，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全国税制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建立。1953年起，为了使税收制度适应新形势，依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精神，国家对原来的工商税收制度作了若干合理修正。

——蔡秀玲《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税制的沿革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