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13世纪的中国人……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和魅力。”“……于东亚出现的新鲜事物一旦被集中起来，便形成了一个以其严密性和规模而非常感人的整体，……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变化。……人们于此采纳了‘文艺复兴’一词。”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

材料二   至晚清，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先秦诸子声誉日起，一些知识分子在引入西学时，往往把它与诸子等同附会，甚至“西学源于诸子”的言论也流行一时。戊戌时期，重视诸子已成气候，严复以西学诠释老庄，谭嗣同以孔墨并举，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已“治周秦诸子”，且好《墨子》，乃至康有为在构思变法理论时也提出“诸子并起创教、改制”的说法，改变了视诸子为异端的陈旧观念。世纪之交，诸子学领域大家辈出，章太炎、梁启超的诸子学已完全突破了依附经学、囿于儒学的思想局限。在这股思潮推动下，清末政府也已承认诸子的地位，大中学教育中“读经”与诸子科目并存。

——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

材料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说：“13世纪的中国……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