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尉卒律》(内容多为秦统一前后的律令)的规定来看，秦在里吏任用上有意避开地方豪强，推行里吏与帅豪(地方的社会领袖)分离、行政权与社会性权威分离的新政策。《商君书》有《去强》《说民》《弱民》三篇，文句相关，主旨相近，都是讲治国为君要干预和削弱民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自治秩序，使之无力抗拒国家统治，从而为国所用。就制度设计而言，秦的立法者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希望在官僚行政系统之下塑造出一个驯服的里吏层级，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因而绝对服从，为上级监管邑里，控制民众。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为了更好地处理乡里纠纷，地方的士绅们会共同研商，制定处理民事纠纷的乡规乡约，送呈给县衙并取得地方官的承认，以此让乡民共同遵守。同时，由于地方官希望政简刑清，不愿花费太多的功夫在处理诉讼案件上，也会常常将诉讼的双方送回乡里，让他们找人仲裁。

——摘编自崔晶《基层社会治理的构建——基于明清时期国家法与习惯法互动的视角》

材料一 从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尉卒律》（内容多为秦统一前后的律令）的规定来看，秦在里吏任用上有意避开地方豪强，推行里吏与帅豪（地方的社会领袖）分离、行政权与社会性权威分离的新政策。《商君书》有《去强》《说民》《弱民》三篇，文句相关，主旨相近，都是讲治国为君要干预和削弱民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自治秩序，使之无力抗拒国家统治，从而为国所用。就制度设计而言，秦的立法者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希望在官僚行政系统之下塑造出一个驯服的里吏层级，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因而绝对服从，为上级监管邑里，控制民众。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材料二   汉代的法律制度，一方面继承了秦以赏罚为中心内容的法治思想，另一方面援礼入法，把礼改造成法律规范，为社会中贵贱、尊卑、长幼、亲疏、贫富等不同层次的人们规定不相等的行为规范。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其原则是“论原（心）定罪”，强调犯罪动机。比如有人侮辱为父亲者，受辱的儿子不忿将此人杀死。按法律杀人处死，但其动机符合“孝道”，就应将其赦免。到了东汉，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法律，即经学大儒的“经义”，成为被普遍应用的判案依据。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一 秦汉以降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唐宋时期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这种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材料二 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族及其领袖——乡绅是发展地方自治，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明清以降，宗族组织不仅遍布中国乡村，而且迅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主要依靠乡绅领导的宗族组织的自治。国家在县以下虽然也设立保长、里长之类，但人数极少，且只负责赋税以及兵役、劳役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其他诸如和谐稳定、文化教育、扶贫济困等，则完全依赖宗族等社会组织。

——摘编自韩海浪《宗族与古代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