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李大钊《政论家和政治家》

材料二   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   马勇认为：“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

——丁守各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材料一：（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向使（假如）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之有？”高帝不怿而又渐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皆呼万岁，号其曰《新语》。

——摘自《史记》卷97

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事愈多，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天下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而用型太极故也。

——引自《新语·无为》

尧以仁义为巢……故高而易安，动而易固；……秦以刑罪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引自《新语·辅政》

材料二：（董仲舒）说：“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渐之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

——摘自《汉书——董促舒传》

材料三：新安理学从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间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安理学的核心是伦理纲常，倡导“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化之中，教育读书人廉洁自律”，做“忠臣”“孝子”。新安理学的观念在徽州女人身上留下的印迹是最为深刻的，徽州土地上的每一座贞节牌坊，都是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历史存照。

材料四：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