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远远超出了1914年时的预想，也最终让欧洲人从那种普遍弥漫的乐观情绪中猛然惊醒。不过，很多欧洲人还是重新打起了精神，一个永久性的外交圆桌会议在日内瓦设立，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联盟个以和平为目的的议会，国际联盟可能是截至那时的所有国家历史上最为勇敢的一次试验。

——摘编自【澳】杰弗里·布莱内《世界简史：从非洲到月球》

材料二   国际联盟是作为由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媾和条约的组成部分而建立的，因此国际联盟盟约所规定的“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的宗旨，主要是为了维护以英法为代表的战胜国的既得利益和它们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这是国际联盟的本质，并由此带来了国际联盟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弱点。

——摘编自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远远超出了1914年时的预想，也最终让欧洲人从那种普遍弥漫的乐观情绪中猛然惊醒。不过，很多欧洲人还是重新打起了精神。一个永久性的外交圆桌会议在日内瓦设立，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联盟”。作为一个以和平为目的的议会，国际联盟可能是截至那时的所有国家历史上最为勇敢的一次试验。然而，国际联盟虽然背负着全世界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厚望，却只成了一个辩论俱乐部。

——摘编自【澳】杰弗里·布莱内《世界简史：从非洲到月球》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德、意、日法西斯力量之间的一场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生死搏斗，它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因此作为这场战争产物的雅尔塔体系要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具有历史进步性。盟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旺盛的生命力，战后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保障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不是战前国联的继续，它是在反法西斯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是战时反法西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在战后的延续，联合国的建立对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雅尔塔体系下《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中明确指出，要“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在对战败国的处置以及给予被压迫民族、特别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和自治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

——摘编自程早霞《凡华体系与雅尔塔体系解体原因比较分析》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英国在巴黎和会保全了自己在殖民地和全球的利益，和会上取得的成功使英国外交界喜出望外，他们急于重振雄风，以积极的态度介入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当德国在1924年9月提出加入国际联盟和修改《凡尔赛和约》的请求时，英国单独与德国谈判，劝告德国同意以国际保障方式解决西部边界安全问题，借此打消法国的疑虑，从而不对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设置障碍。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直到他于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府都不愿对希特勒的侵略意图和行径作出适度的强硬反应，而是一味姑息退让，试图以和平方式处理德国引起的问题。

——摘编自倪学德、倪学勇《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理想主义外交》

材料二   20世纪60-70年代，在冷战格局下，世界仍受核战争乌云的笼罩，而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1974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坚持不搞军事扩张。到了21世纪，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倡导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同时自1971年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世界格局如何演变，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践行对联合国的支持和承诺，已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新时期，在“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努力通过“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