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①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②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与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二曰度支局……三曰学校局……四曰农局……五曰工局……六曰商局……七曰铁路局……八曰邮政局……九曰矿务局……十曰游会局……十一曰陆军局……十二曰海军局……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

——1898年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③第一折参考古今，会通文武，育才兴学，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第二折法必应变，整顿者十二，提议停止捐纳实官，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西法必应，兼采并用者十一，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等。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材料一   东夷文化发源于泰沂山区，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传说时代较突出的东夷族首领有太昊、少昊、蚩尤、舜、皋陶、伯益等。伯益在舜时担任过虞官，负责治理山泽，辅佐过大禹治理水患、开垦荒地、种植水稻（相传伯益发明了凿井之术），禹曾让位于伯益。商族以玄鸟为图腾，故有商族源于东夷的说法；商末纣王无道，东夷叛之，纣王以主力征讨东夷，周武王借机起兵，纣王释放囚犯以御周军，最终自焚于鹿台，故史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材料二   齐地本属东夷之地，太公（姜太公）初就齐，形势严峻。

——以上材料摘编自《史记》

材料一

材料二   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它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后者相对华夏族被概称为“夷”，具体又有夷、蛮、戎、狄等名称。西周时期，华夷之争比较激烈，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楚国也不再被视为蛮夷。最终到秦汉以后形成统一而有持久生命力的汉民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整理

材料五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商业发展，固定的贸易场所逐渐出现。这改变了原来商人在野外谋取利润的现象。由于商人的频繁往来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批作为手工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的工商业城市勃然兴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风气逐渐向整个社会渗透，大量的人不避“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交流四方物产，其中一部分人还参加政治活动，从而产生由大中小商人组成的独立商人阶层。

——摘编自熊林《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六   末作奇巧（指商业、手工业）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意为工商业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需）。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春秋）管仲《管子•治国》

材料七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和发展。

——据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八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袁行霈、严文明等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九 A.治大国，若烹小鲜。

B.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源）清则流清，原（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C.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

D.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材料十

材料十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这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当时流行“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元前685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围绕“争霸”战争的需要，诸侯国们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改革。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这些都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摘编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十二 战国初期，秦国虽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却是华夏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当时地处中原的国家都以“戎翟”这个贬义词来称呼秦国。

商鞅确定的改革方略是：首先，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在战争中有立足之地；其次，只有改革落后的制度，秦国才能强大；再次，只有摧毁落后和保守的秦国宗氏制度，改革才能进行。为此，商鞅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农耕、军功、法治、集权四大方略。具体而言就是以重农主义为取向的农耕政策，以国家主义为取向的集权政策，以平民主义为取向的军功政策，以法治主义为取向的以法治国方略。

商鞅新法推行10年，使秦国从原来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变成“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摘编自叶自成《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

材料十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社会的转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然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皇帝集权的时代……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四千年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之间的转型时期。

——摘编自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