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逻辑延伸，或说是它们不可缺少、也不可避免的“续篇”。“文艺复兴”好像是一个酣睡的人慢慢苏醒；“宗教革命”进一步表现在“上帝”问题进一步突破；在引起笛卡尔以来整个世纪的沉思后，西欧进入了自觉地运用理智的阶段。所以“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思想的不断深化、不断让理性脱离神学羁绊、积累的必然结果。

——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近代编》

材料

学者徐复观（1903-1982）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是一种技术化与官能化的文化，因而形成了缺乏人类爱的文化精神。他说：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特性的，从积极方面说，或者可以称为极端的技术化的文化，除了技术成就外，便不算学问；在另一方面，或者又可以称为极端的官能化的文化，除了官能的享受以外，便没有人生。这两点，实际只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以技术来满足官能，以官能去推动技术。但若从消极方面来说此——这一现代文化精神的特性，则或者可以称之为这是没有人类爱的文化精神的时代。

——摘编自黄俊杰《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

材料   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有贤士日路得，幼习耶稣教，贫乏不能自存。及冠，得《圣书》，遂弃俗入道，伏处三年，虔祷耶稣。后才思日进，以其道为教师，遂赴罗马国与教皇议论。旋国后，遂宣言教皇之谬，切劝各国去教皇异端。值新君践位，召路得询其教本末。路得遂将《圣书》翻译日耳曼语，令民读之，乃兴崇正道。于是路得之名扬海外，罗马教皇之徒憾之。

——摘编自[清]魏源《海国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