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经历着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区域的高速聚集，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城镇居民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作居民的个人事务。由于当时环境治理尚未起步，工业废物排放给城市卫生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同时期公共卫生改革也开始在美国各地城市中涌现。1870年，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创立卫生局，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自8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专门负责街道保洁工作。城市政府还首次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垃圾处理工作，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积极参加。19世纪后丰期疾病防治也取得了新进展，传统检疫中采取的“隔离”手段得到继承和强化，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疾”工作，国会先后颁布<国家防疾法》《检疾法案》等法律法规。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因境与突破》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当时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一些城市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诸方面，将租界的一套移植过去，并在食品检疫、预防流行病等方面与租界合作，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一   我国先民很早便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其源于先民天人合一的人本理念。秦至明清，政府对环境卫生立法一直都未懈怠。先秦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于排除污水的下水管道；汉代洒道的渴乌是世界上发明最早的洒水车，堪称一项杰出的发明。它们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性，对于推动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庄华峰《中国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及其特点》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美两国城市化发展都十分迅速，但也随之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为了创造卫生、健康的城市环境，美国一改传统放任政策，让市政官员、专业技术工程师、改革积极分子和普通市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解决城市问题。同时，科学的城市规划成为解决城市问题新途径。同一时期，中国近代城市承继古代城市而来，其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居民在大街上随意抛弃垃圾，随地大小便的习惯，也恶化了环境卫生问题。通商口岸城市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来解决城市环境卫生压力。但从整体上看，与同时期的欧美城市相比，近代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

——摘编自刘敏《19世纪美国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和对策一兼与近代中国城市比较》

材料一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面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德国部分城市结合社区中卫生、宗教与教育组织的力量进行济贫改革，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目标在于通过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来扶危济困。二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制定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吴素雄、吴艳《欧美国家社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合法基础》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干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1986年初，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基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并于1995年制定《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随之在全国推行。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表，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