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农业进口了许多经济作物，如花生等，并且产生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实现了农业领域的地区分工。明朝中叶以后，在中国江南地区的一些手工工场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持续繁荣。一些商业化市镇开始兴起。这些市镇与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市场，从客观上推动了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的发达。在这个过程中，商人群体结成了地区性的商业联盟，称之为“商帮”。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在欧洲的市场上，出现了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商品。比如说产自美洲新大陆的烟草和可可，还有中国出口的茶叶等等。在传统商路时代，每年运输到欧洲的胡椒总数量大概维持在2100吨左右，而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每年光是运到里斯本的就达到了7000吨。新航路的开辟大大影响了欧洲市场的成交量。新航路开辟以后，传统的商路逐渐没落并被新航路取代。老牌的商业城市逐渐走向没落，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它们被里斯本、塞维尔以及伦敦等新兴城市所取代。在这些新兴城市中，尼德兰的安特卫普独树一帜，成为16世纪的世界贸易中心，经济实力十分强盛。除此以外，在商业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机构，例如证券交易所、股份公司等等，这些机构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志朋《西方“商业革命”潮流下中国封建王朝发展探析》

材料一   明清时期，输往荷兰的中国瓷器多在景德镇烧制。万历年间，景德镇上各制瓷作坊的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在元代瓷业生产的基础上，景德镇瓷窑发展了青花瓷，尤其是康熙末年创烧成功的粉彩瓷，使得中国的外销瓷一变传统纯净的青花瓷而为绚丽多彩的粉彩。为了使中国瓷器能在荷兰及欧洲畅销，荷兰东印度公司会主动提供瓷器木模交给中国工匠仿制。由于外销荷兰的瓷器数量大，其品种、造型、装饰均与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同，以景德镇为主的中国瓷器制造业便在瓷器的烧制、绘画、上彩等工序上大胆地进行探索和改进，使外销瓷的生产体系很快在中国建立。随着中荷贸易的发展，中国瓷器作为日用器皿，进入千家万户，同时也把中国的山川城池、风土人情等逼真形象广为传播。

材料二   16世纪末，荷兰船队进入亚洲水域。他们两次劫持葡萄牙大帆船，将船上所载瓷器运回阿姆斯特丹拍卖。160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经营华瓷进口贸易。他们主要使用白银从往来于东南亚的中国商人那里购买瓷器，1608年，东印度公司通过中国商人就定购了108000件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订购的瓷器不但种类激增，纹饰也更趋多样化。荷兰运往广州的样品装饰图案中既有西方流行“耶稣受难图”、海神、欧洲时尚人物等，也有中国主题的图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的大多是茶具等日用瓷器,所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1764年，荷兰也建厂烧制硬质瓷器。

——以上均摘编自钱江《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

材料一   福建八府一州的农村集市至清乾隆年间已增至700多个，多数成为定期集市且市期缩短。有些集市不仅满足居民“以有易无”的需要，还具有贩运商品，集散土特产品的功能，甚至还有调剂劳动力和资金余缺的功能。城镇商铺数量及行业增加迅速，新的商业城镇不断出现，原有城镇商业区不断扩大。岭南、苏松等市场在区域范围内调剂着余缺，集散着本区域内的土特产品并与其它区域性市场进行着商品交换。随着商路的增辟和长途贩运的发展，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

——整理自姜守鹏《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

材料二   16世纪，葡荷各自设立东印度公司贩运瓷器销往西方，每年几十万件。为保证有效地组织货源，十八世纪前期， 英法荷等欧洲国家先后在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明代外销瓷不仅有青花瓷、釉上三彩瓷、景德镇细瓷、还有较粗的日用瓷、克拉克瓷、纹章瓷等定制新型瓷。涉足华瓷外销的国家均从中获利颇丰，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瓷器贸易规模的整体升级，逐渐表现出近代早期资本主义贸易的特征。从清中期开始，欧洲和日本等地制瓷技术业已十分成熟，瓷业生产迅速发展，国外对华瓷的市场需求降低，再加上此后清王朝外患、内乱加剧，在对外贸易上处于不平等地位，华瓷外贸总体规模下滑。

——整理自黄纪阳《明清华瓷外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