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诸子异说，辩驳之风盛行，其中儒法之礼与法、德与刑对立。然而，战国末期儒法合流的取向巳初露端倪，这在《管子》和《荀子》那里已有所反映。……但西汉自立国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回升以及儒法双方某些内在因素的相近性，儒法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既相互冲突又彼此靠拢，最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事物，如儒家化的法律等，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汉初从秦暴虐酷刑、二世而亡的教训中，得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文积而民和亲”的悲剧总结。在沿用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引入法律，改变了秦律的残忍冷酷。董仲舒是西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物，他构建了一套融合礼与法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解决了礼法融合的障碍。董仲舒的学说为经义决狱开启理论合理性，并为后世统治阶层构建更为完整的德主刑辅法制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董仲舒大力倡导的“春秋决狱"有力地促进了法律伦理化的司法审判实践。开始了后世引礼入法、引经决狱的潮流，启动了法律儒家化过程。

——摘编自寇纪元《从儒法论争到儒法融合：我国儒家法传统的形成及现代思考》

材料   中国古代儒、法两家鲜明地提出德治和法治两种治国方式，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战国时期取得胜利，儒家德治思想在汉代以后成为显学。儒家以性善论作为实行德治的人性基础，而法家以性恶论作为实行法治的人性基础，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都在实践中发挥了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姜登峰《中国先秦德治、法治及人性基础》

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