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设为庠序”以教平民的思想，至武帝方始实现，……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献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后来武帝便于长安城外给博士子弟建筑校舍，名叫“太学”，规定博士弟子名额五十，由“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仅状端正者充当。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无定领），由郡国县官择“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人不悖”的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每年考试一次，合格的接第等任用。于太常外，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

                                                            ——钱穆《讲堂遗录: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

材料二   两湖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两湖书院改建，设学科八门，其中中西公共学四门，即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术，延聘本国教习讲授，西学四门，即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军事学，延聘东西洋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入学后，先补习普通中学课程一年，再习专门（注:入门中选学一门）之学三年，然后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以广见闻。

                                                                             ——冯天瑜、何晓明著《张之洞评传》

材料三          

材料一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中国古代书院》

材料三   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救国的思想已经屡屡见诸报章，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都曾呼吁：“今日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有的还说：“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高官要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强调“西国之强，强以学校”，中国只有大规模“兴学育才”，方能“勉图补救”，否则“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诏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以为时用。但变法不久就遭遇失败，许多新式学堂未及开办即告夭折，教育救国思想也随之陷于低潮。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四   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教育提出新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1985年中国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要求：有系统地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