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发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交逆贼贸易……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

——摘编自吴昊《禁海与开海——论清代前期政府海疆治策的转变》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发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交逆贼贸易……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

——吴昊《禁海与开海——论清代前期政府海疆治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