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末，中原大乱，黄河流域成为战场，人口四处逃散，西南和东南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西南，“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四方贤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东南的扬州、杭州一带成为人们的主要流向。“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也有远达会精、交趾郡的，如北方大族桓晔“举家避地会稽，遂浮海居交趾”。晋代，永嘉之乱到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南下，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以南。魏晋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战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轻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等民族。

材料二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墨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徒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早辰桥市街巷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锁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宋代的经济型人口流动往往兼具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种情况，不论是哪一种流动，都与经济因素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经济方面的变化使当时人口的变迁摆脱了以前极易转变为流民的现象。流动人口比较容易地找到谋生之所，他们已轻不是无以为生的流民，而是当时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宋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严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一   客家先民自中原河洛一带迁居南方，古有民谚“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罗香林教授认为除了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历史上客家人曾经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

第一次：受五胡乱华影响，自东晋始，大批中原人举族南迁至长江流域。

第二次：唐末的黄巢之乱，迫使客家先民继续南下，到达闽粤赣接合部，成为客家的第一批先民。

第三次：金人南下入主中原，宋高宗南渡，更多的移民集聚于此，与当地的土著和先期迁入其地的畲族先民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客家民系。

第四次：明末清初，客家内部人口激增，因资源有限，大批闽、粤客家人从客家大本营向外迁移，最远内迁至川、桂等地区，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即发生在此时期。

第五次：清朝咸丰（1851-1864年）以后……部分客家人分迁至广东南部、海南乃至海外，客家人走向世界。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材料二   明清时期，迫于沉重的人口压力，大批破产贫民涌入长江流域的山区，进行垦殖，政府发给路费、耕牛、种子等并免征赋税。甘薯、玉米等对自然条件要求较低、南方种植更为便利的作物推广，也加速了长江流域山区的开垦。随着南方农村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供应增加，经济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永佃制和货币地租也开始推广，城市工商业进一步繁荣，江南新兴市镇星罗密布。流民的垦殖方式十分原始，开辟农田采用撂荒式农业，砍伐林木也是不间株，只伐不植，破坏性开垦引发了长江中下游河道泥沙淤塞和水患频发。

——摘编自齐涛《中国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古代卷》

材料三   1978年至1983年，我国流动外出的农民总数不足200万人：而到1987年流动人口数量就猛增至1810万人。进入90年代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其中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人口流动的方向大多由内地省份向沿海省份流动。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材料一1923年后，各省开往东北三者的移民人数逐年增加，这种情况直至“九一八"事变后，这是人们为了躲战乱而开始流往战争后方内地的无奈之举，但这说明当时移民潮的汹涌与狂热。这种大型农村人口流动致使东北等边疆土地得到开垦，工商业得以发展，社会资源被广泛利用。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通商口岸开放和商品输出的辐射，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国城市数量与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而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人口迁入造成的。城市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路沿地区，这促使了关内外大规模区域性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运动的加速。

——摘编自徐德莉く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强烈。千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三次，即：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精简下放；1968年至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民工流动。

——摘编自杨黎源《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