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造成边区军民大量伤亡。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并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卫生,还在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为防治疫病,边区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动员党政军民捕鼠、灭鼠;建立了中央、军队、地方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并三令五申要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工作等。1941~1942 年又先后发布了《陕甘宁民政厅布告》及《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和隔离制度。专门成立的营养委员会对吃饭时间做了科学合理的规定,倡导粗粮要细做，号召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免疫能力,并倡导定期举行运动会。经过努力,群众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边区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60%o以上下降到30%o左右。

——摘编自陈松友、杜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祟，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具有传染性。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摘编自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30年代，英国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从1841年开始，英国政府免费实施疫苗接种。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干预公共卫生，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和作用。1865年，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制定《防疫法》。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英国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各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和环境卫生工程建设。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各地也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材料一   古代的统治者认识到疫病的流行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巨大危害，所以他们通常都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采取了设立专门疫病隔离机构、创办医学专业学校等措施来防治疫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也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清人入关之后，采取了驱逐隔离痘疹患者的措施，规定“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使其居住。”

——王文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

材料二   中国近代卫生事业肇始于光绪三十二年，是年清政府设立民政部卫生司，以掌理全国卫生行政。宣统二年，又另设京师临时防疫事务局。进入民国时期，北京政府改民政部为内务部，其下之卫生司一级清制。后南京政府于1928年设立卫生部，是为中央设置卫生行政专管机关之始。卫生部设置六司，其中第三司为防疫司。民国时期，中央还设有一些专门的疫灾防治机构，如海港检疫处等。抗战时期，中国战时环境卫生学会等学术团体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4年以后，省、县也陆续设立卫生防疫机构。

——孙语圣《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材料三   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基于20世纪40—50年代1949年10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颁布多项除疫法规条例，以及开展预防为主的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1949年11月，设立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国家注意统筹公共卫生城市乡村协调发展，建国初期，西医人才少又都集中在城市，而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域市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中西医结合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指导方针之一。通过努力，我国逐步组建了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动保健等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机构体系。

——摘编自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又卫生事业和防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