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便聘用美国人科而担任全局总管，洋匠七人担任各工厂的主管，他们是生产技术上的实际当家人。后来又聘用英国人担任全局工程事务顾问，各分厂厂长。洋匠当家的情况，直到1903年也仍然照旧。该局添用的机器设备，大部分向外国购买，从1867至1904年间，向外国购置机器的费用，共达规银2，003，645两。英国是该局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该局实际上成了英国阿姆斯脱朗军械厂的附属，在英国人心目中，也确实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该局的船厂和福州船政局的轮船技术逐步提高的过程中，李鸿章奏请停止造船，转而向外国大量购置轮船，经办官员从中收受大量回扣。

——摘编自黄逸峰、姜铎《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

材料二   1953年6月，我国政府与原苏联政府签订了海军订货协定（简称“六四协定”），通过“转让制造”方式引进了苏联军用舰艇制造技术，建造了一批当时来看较为先进的战斗舰艇，由此开启了我国船舶工业的现代化奠基发展之路。在“转让制造”这一过程中，我国对当时江南、沪东、求新、芜湖、武昌、广州等船厂进行了技术改造，新建了船用高中速柴油机，仪器仪表，特辅机，水声设备，水中兵器等一批关键配套厂。在这批新建配套厂中，有6个属于苏联成套技术援助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造船技术方面，焊接普遍替代了传统的铆接工艺，船体分段和总段建造法取代了整船散装法，船舶工艺流程改进，机械化程度提高，造船周期缩短，造船质量有了保证。到1959年，116艘军用舰艇基本完工，其战斗性能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连同其他军用船舶，10年内我国船舶工业共生产军船484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1994）。这一时期，船舶科学研究所、上海船舶工业学校和造船学院等船舶科研设计机构和学校从无到有创建起来，在一些大学还设置了造船系科。苏联曾多次派专家前来指导、协助，我国也选派了近100名干部工人赴苏联学习，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和边干边学的办法，我国船舶技术管理干部和工人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

——摘编自胡文龙《中国船舶工业70年：历程、成就及启示》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初，体育作为“外交先行官”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桥梁。1954年，中国政府派出128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参赛期间，中国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了广泛交流，在体操、游泳、田径、足球、排球等项目培育方面获得充分经验。在亚洲，中国开启了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柬埔寨等国的体育交流，向部分国家派出了援外体育教练队伍并援建了体育设施。

——摘编自陈金山等《新中国体育事业七十年》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刘桂海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体育外交：历程、经验与理论反思——基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的考察》

材料   1946年中国高等教育工科学生仅为18.9%，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又高达80%，这一状况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纲领已经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1950年，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工农教育首先以识字教育为主，以“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宗旨，指出扫盲教育应配合国家各项生产建设的开展。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政府创办了许多工农速成中学和与之相匹配的大学预科，使扫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同年，教育部对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裁撤、合并了一些大学及其专业，增设专科院校。在各类学校中优先录取工农子女入学接受教育。高等学校先后聘请苏联专家共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组织高校教师译出以工科为主的苏联教学大纲700种，分发各校应用。

——摘编自苏渭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