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但自秦汉以来，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

——摘编自张福坤《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材料二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重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材料三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的决议强调“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凡省内之国家行政，悉受中央指挥；凡地方自治与建设，悉归各县办理；省只为县自治之监督”，要求“制定县组织法及县自治法，并以行使直接民权之知识与方法，训练全国人民”。《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县政府不是代表本县民众的利益，而是代表上级政府意志。关于县政府的职权，规定“受省政府之指挥执行中央及省委办事项”。1934年，国民党通过了《修正县自治法及其实行法要点》，将“联保连坐”式的“保甲制度”推行至全国。国民党地方自治没有产生任何实效，其乡村改造计划最终失败。

——摘编自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材料一

从传世文献和近百年出土的秦汉简牍看，当时“文书行政”空前发达，官文书在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制度，其种类和数量都甚为可观，由此成为重要的行政工具，承担着庞大帝国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东汉王充所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秦汉特别是汉代官文书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诏、策、敕、玺等皇帝下行文书；二是章、表、奏、议等官吏上行文书；三是一般官府往来文书。此外，秦汉还有各类司法律令，以保证社会各种关系、各项事务的处理有可遵循的标准。

——摘编自郗文倩《秦汉以文书治天下》

材料二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有多种沟通途径。朝廷决策，既建立在地方信息基础之上，也依靠地方官员去执行。

朝廷信息下达，除政令文书外，重要途径之一是邸报，也就是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情报，皇帝的诏敕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员的任命、赏罚，地方、部门与臣僚的章奏文报等。许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邸报知晓中央信息。宋代的地方体制，最高层级是作为监察区划的路；下面有州郡和县两个地方行政层级。朝廷、路分、州郡，都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和监督。考察结果上报至中央，人事部门汇总比对，决定奖惩。

——摘编自李全德《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

材料一   秦郡设守、尉、监。守、尉秩二千石，监即郡监御史，由御史大夫下派。三长吏的治所分离，所主机构均称“府”，形成三府并立格局。秦县行政组织已形成曹、官两分架构，秦县廷设曹，由令史直曹从事文书处理工作；县下设仓、库、司空等机构管理具体事务。列曹文书须以县廷名义下发，曹、官在业务上存在对口关系，但也因需而变，时有协作。县下属机构定期制作所在机构“计”书，并根据要求上呈县廷。与之相应，县、郡也定期将核心治理信息汇总呈报上级官府，以便上级掌握政情及开展管理，并据此对下级进行考课。

——摘编自孙闻博《秦汉制度具有作始之功》

材料二   秦汉之际，“裂土分封”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楚汉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只得满足几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领裂土封王的要求。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后，裂土分封已成定局，但他仅仅把分封作为通向最高权力-皇帝宝座的桥梁。这样汉高祖在自己直辖区域内实行郡县制，在诸王的既得疆域内实行分封，郡国并行政体初步形成。然而，这些诸侯王拥兵自重。为了确保皇权，刘邦晚年以种种借口剪除异姓王势力。汉初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难以作为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在剪除异姓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又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但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汉初对同姓王的分封，标志着郡国并行政体的确立。

——摘编自巴新生《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