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材料二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时期。丝绸之路开通后，梵文佛经逐渐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译经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的汉语词汇，例如∶唯心、本质、因果、意识、世界、五体投地、心花怒放等等，也使儒学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明末清初。新航路开辟以后，罗马天主教廷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翻译的书籍包括了一些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与传教士合译的《几何原本》等书，其中的《泰西水法》，对中国农田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的改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1865年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从1894起，先后翻译了《天演论》等10余部著作，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20世纪初，全国出版机构近170家，其中《新青年》杂志社拥有许多译者，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从事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杂志关注俄国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据付胤《论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繁荣》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翻译事业迅速发展。人们大量翻译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经济管理和文化艺术文献。同时"中译外"的工作量逐渐加大，四大名著的英文版陆续出版，莫言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全国率先统一公示语的外文翻译。

——据黄友义《40年见证两轮翻译高潮》

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