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了中书省和丞相，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设置了殿阁大学士，这些殿阁大学士只是“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一般来说品级很低，只有五品。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职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真正出现；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根据规定，明朝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权力的大小、升降和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取决于皇帝。由于内阁大学士大都出身翰林，是皇帝的近臣，也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另外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多有师保关系，往往加上三公三孤，投太子三师三少，又负责筵经日讲，这些都构成了与一般朝臣不同的特殊身份，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自然要多于其他大臣。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出现了专控朝政二十余年的状况，内阁的权力开始与设想有了差别。

——摘编自于江泰《明代内阁对皇权制约》等

材料二   在十八世纪英国内阁的运行已经形成如下政治制度惯例：内阁不仅要对国王负责，亦必须对下议院负责，获得下议院的信任和支持；内阁责任制从阁臣个人负责制发展到内阁集体负责制；内阁如果无法获得下议院的信任与支持必须辞职。十九世纪的内阁完全与王室权威脱离了关系，成为独立的行政部门，内阁不再对国王负责。国王将行政权力让渡给内阁，而内阁又从国王身边分离了出去，国王的权力只能在理论和法律上得以存在，实践中国王的影响力伴随着行政权力的转移而逐渐被削弱并趋于消亡。在内阁与议会的关系上，伴随着政党政治的成熟及“议会至上”原则的确立，内阁作为政党角逐权力的目标，日益成为议会的附属机构，内阁完全对下议院负责。

——摘编自李秋成《十八世纪英国内阁在宪政中的地位》

材料一 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个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太）保、（太）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摘编自徐德亮《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材料二 尽管军机处在1732年正式成立，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1736年】中断1年），但它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一一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

——摘编自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

材料一：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个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太）保、（太）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摘编自徐德亮《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材料二：尽管军机处在1732年正式成立，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1736年〕中断1年），但它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

——摘编自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