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住房紧缺，形成大批贫民窟，1879年，纽约市通过专门法案倡导新式住房设计，改善贫民住房情况，但直到1908年还没对住房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其他城市更是一拖再拖，一战期间，联邦政府实施了两项战时应急住房计划，为工人和军人家庭建造公共住房.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扩大在一战时期的做法，1934至1937年间，美国公共工程局以解决就业的名义新建住房21640套.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住房法》，并建立美国住房暑负责贫民的公共住房建设，到二战结束时，该署为16.8万个建筑单元提供了90%的资助，

——摘编自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等

材料二   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2月批准印发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t美于在全图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整体方案设计和全面试点阶段.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已进入深化和全面实施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不足7平方米提高到2004年的25平方米，住房内在质量也显著提升.单位建房实物分房的旧体制被打破，住房货币分配制度逐步发展.市场中介服务业务快速发展，统一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确立和越来越充分的发挥.另外，中固房地产业还直接带动了57个相关产业的产出增加，产生了广泛的行业推动力。

——摘编自贾康、刘军民《中国住房改革背景的住房保障：演进与发轫》

材料一   租房现象兴盛是宋朝一大社会问题，这在东京和临安尤甚，房屋租赁也成为两地最赚钱的行当。宋代租房群体除商人外，还多出了一个官僚士大夫群体。他们多因官员铨选制度、避籍法、迁转法以及三年一次的磨勘法等制度影响，使“待阙”和“宦游”成为其生活常态。此外，三年一次的科考，也使浩浩荡荡的科举大军涌向京城，如“宣和元年，诸道进士赴省试者几万人”，名落孙山者，会选择长住京师，以备来年再考。

——摘编自刁培俊《宋代的租房购房政策与风俗》

材料二

据统计，民国京、津、沪、宁等城市约有20%的家庭是居住在自家房屋；高级公务员、大学教师、医生、律师、买办多租住于四合院(传统院落)、花园洋房、公寓等，其他群体如小职员、低级教员、工人等多分租一个四合院的不同房间、洋房阁楼以及棚户区的单间等，平均每间居住约3个成年人。房租在工人阶级的消费占比较高，因此他们多以火炉、煤油灯等传统工具生活。面对房租上涨，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掀起了广泛的减租运动。1938年后，重庆、昆明等西南城市房租猛增，并迫使当地政府出台《居屋租赁规则》，对房东权利予以限制，并鼓励房主出租空房。1945年后，国民政府又在京、沪、宁等地出台《房屋租赁条例》《房屋租赁纠纷处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租金按月支付，租金最高额由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状况予以限制，成立房屋租赁调解委员会，以及对在市区自建住宅的居民予以免征一定年限的土地税等。

——摘编自李自典《民国时期城市租房生活管窥》

材料三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把保障房(含公租房)作为一项重要民生问题来抓，更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各地政府努力为公租房建设提供低价用地和建设资金，并以公民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利息收益作为公租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还免征房地产企业建造公租房涉及的印花税。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保障性住房(含公租房)开工总量达986万套。

——摘编自徐东辉《中国公租房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一   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90年颁布《住房法》等，开始实施一些引导性政策规范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为部分工人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公共租赁住房。从1919年《住房与城镇规划法》开始，英国要求地方政府直接建设公共住房。但这一时期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大举介入住房市场仍存在质疑，政府直接建房的规模并不大。1945年后，英国政府全面介入住房领域，实行由国家直接供应的公共住房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住房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逐渐减少政府对住房供应的直接参与。从1979年开始，撒切尔政府对公共住房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全面退出住房供应，严格限制各级政府修建和供应公共住房，并通过颁布1980年《购买权法》等法案，大力推行公房私有化。2003年起，工党政府在继承部分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公共住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度，2004年《住宅法》就如何确保建造足够的低收入群体买得起的社会公房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摘编自洪亮平何艺方《英国住房保障制度与政策评介》

材料二   2010年，中国政府开始把保障房作为一项重要民生问题来抓，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公租房制度逐步成为住房保障体系的主体。从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值达3亿，城市人口比重净增了20%以上，这就带来了住房问题的挑战。中国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对象以最低收入家庭和有一定货币支付能力的中收入家庭为主，而在社会人口结构中占主要部分、以“夹心层”群体为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和利益诉求，却一直是住房保障制度的盲点。通过提供可循环的、租金相对低廉的过渡性住房，大范围地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需求，避免因收入差距拉大、商品房价格高企不下等原因，导致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的形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摘编自徐东辉《中国公租房制度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