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上海租界引入了一系列西方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与措施，设立了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颁行了许多卫生行政法令，使租界的公共卫生环境大为改善。

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于1902年设立天津卫生总局，拉开了中国地方政府施行卫生行政的帷幕。此后，清廷于1905年成立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卫生”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政府部门中。次年的官制改革，又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卫生科亦升格为卫生司。

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的卫生行政机构隶属于内务部，设卫生司，总理全国卫生行政事宜。1913年政府将内务部卫生司又降级为卫生科。1916年虽恢复了内务部卫生司建制，但学校、工业和军队卫生却分别由教育部、农业和商业部以及陆军和海军部管理。

1918年，为了应对绥远、山西发生的鼠疫大流行，北洋政府成立了临时性的防疫委员会，并为解决各地防疫、检疫名称级别编制混乱，制定了省区防疫机关暂行编制。次年，在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该处生产的生物制品，到1934年共达48种，部分满足了国内防疫的需求。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卫生管理部门从警政中脱离出来，设立了与警政司并立的卫生司。随后，又将卫生司升格为卫生部。同年，还颁布了《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规定各省、市县均要设立卫生处和卫生局，并在各大海港及边境要地设立海陆检疫所。到1947年，全国已有26省设立了卫生处，各省辖卫生机关共214个。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等

材料一   根据1840年的一个大城市居民卫生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很多城市的工人居住密集区里，污水处理，排水和清洁工作很少有人过问；保持工人健康的起码预防措施也经常被遗忘；传染病和致命疾病虐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体衰力竭的幸存者成为教区和富裕阶层的沉重经济负担……埃德温·查德威克受上议院委托对工人卫生状况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查，于1842年发表《英国劳工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在此基础上，皮尔政府于1843年设立皇家大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调查委员会，全面对城市卫生情况进行调查，为日后改革提供更多参考依据，1848年《公共卫生法》颁布，主要内容有：建立中央卫生委员会，负责全国卫生管理工作；地方政府符合如下情况必须建立地方卫生委员会：请愿人数超过地方纳税人数的1/10，或在7年中当地死亡率超过23‰；各地卫生部分负贡当地的供水、清洁、墓地、屠宰场、住房排污等涉及卫生的管理工作。截至1853年底，284个城市中请建立卫生委员会。英国城市卫生状况日趋改善。

——摘编自刘成《现代地方行政与司法体系的形成》（原载《英国研究》第3辑）

材料二   民国时期，医学界知识分子对公共卫生进行多方阐述及广泛宣传，国人这方面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政府也逐渐对公共卫生问题给与相当重视，1928年4月，南京因民政府将卫生管理部门独立，设置卫生司，半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行政院下设卫生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央机关中第一个部级卫生行政机构。卫生部下设总务司、医政司、保健司、防疫司、统计司，而且还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为设计审议机构，后又陆续增设中央医院、中央卫生试验所、麻醉药品经理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各海关检疫所等机构。至此，中央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已较为完备。1928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规定各省均设立卫生处，各市县均设立卫生局，在各大海港及陆路国境要地设立海陆检疫所。到1947年，地方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系统建立渐趋完备。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材料   1894年广州暴发鼠疫疫情，清政府进行了祈祷、禁、疏散、清洁和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1905年，清廷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负责公共卫生管理的中央行政机构“卫生科”，并开始学习西方建立防疫检疫制度。但此时的中国仍未形成系统化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长江洪水泛滥引发1932年全国霍乱疫情的流行，国民政府设立扬子江水灾救济委员会，组织部署灾情救济与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卫生清洁防疫宣传；普遍注射预防霍乱疫苗；强化医疗隔离；国际救援广泛开展。疫情过后，国民政府对公共卫生治理机制进行了进一步制度化调整。1935年，“卫生部”改称“卫生署”，发布《县卫生行政方案》，明确要求在县、区和乡村都要设置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但效果并不理想。

1988年，上海市出现大规模甲肝疫情。甲肝大流行过后，上海市通过了《上海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正式颁布实施。1992年，卫生部下发《全国卫生防疫工作规范（试行）》。2002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后各地纷纷建立地方疾控中心。由此，各级疾控中心主导下的现代疾控体制基本形成，我国逐渐形成了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摘编自马金华等《近代以来疫病冲击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