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著作就已在苏联、朝鲜出版，中国中医专家曾多次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要治病，并随援外医疗队出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为朝鲜、越南、老挝、阿富汗等国家培养中医学留学生。1975年中药针灸医师代表团赴日参加学术年会，自此中医出国不再只是去执行外交任务了。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部门签署了交流与合作协议。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留学生教育扩大并形成规模。中外合作办学则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新的突破。据统计，1992年中药总销售额为125.7亿元，出口创汇为4.5亿美元。截至2018年，中医药已经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有86个国家政府和中国签订了有关中医药方面的合作协议。

——摘编自李和伟主编《中医文化学导论》等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相继被纳入美国阵营,与美国联系日益紧密,其技术人才迁移美国的趋势也迅速加快。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等国家改革开放的开始,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潮中,相应的,亚洲流向美国的技术人才也与日俱增。1949—1979年,中国向美技术移民现象并不常见,但自1980之后迅速增多。到2000年,中国、印度和菲律宾成为向美国输送科技人才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

——摘编自梁茂信《全球化视野下亚洲科技人才移民美国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教育部先后设立了多项基金和奖励计划,先后资助或支持了两万多名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教育部与西部地区建立实质性合作机制,先后组织归国留学生赴西部从事学术、科研与创业活动,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和鼓励高新技术的发展,一大批中国企业迅速崛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精英回国发展。至2018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51.94万人,创历史新高。

——摘编自吴瑞君、陈程《我国海外科技人才回流趋势及引才政策创新研究》等

材料一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福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同年，美国国防部将电子计算机转为民用后，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二战后，美国的科学与技术已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致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直接向高技术小企业提供贷款。按美国1954年税法规定，工业企业的科研开支可作为当年的生产开支，从企业的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而提供的资金免缴所得税。美国每年支付的技术引进费用高达几百亿美元，欧洲、亚洲、美洲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流向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进产学研的合作。二战后，日本技术研发的大部队在企业，日本还建立了地方性开发机构“工业试验场”以及研究实验中心网，为没有建立技术开放机构的企业和小企业服务。多年来，日本国家研究开发总经费的67%优先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1950~1979年的近30年中，日本引进技术31729项，其中在工业现代化期间共引进技术专利14497项，支付外汇25.8亿美元。1978年后，技术引进范围也从欧美扩展到东欧、亚、非等地区。

——摘编自舒辉《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措施与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以恢复战争创伤、奠定发展基础为主要目标。为此，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了“一边倒”，在国家间关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科技战略则选择模仿苏联，发展基础科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科技战略以研制军事“杀手锏”为主要任务，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侵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不结盟政策，韬光养晦：科技战略则提倡科教兴国，推动科技与各相关领域的密切结合，谋求国家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科技战略则选择搭建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编自崔佳瑛《新中国科技发展与对外关系互动演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