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新加坡开始自治时，英国殖民者留下了初步具备一定制度文化水平的政治遗产，如林德宪法、议会民主制度、精英政治、法治等。由于文化和制度的惯性，这些具有现代性和民主性的因素被新加坡政府保留在自治后的政治体制内，并在实用理性主义的主导下与东亚儒家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新加坡有复杂的种族关系，有众多的宗教门派，有多种文化传统，有多种语言和教育，有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体系中，要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管理，一个超越国内任何一个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强政府”成为必然要求。在长期殖民统治下，新加坡经济结构呈现畸形态势。由于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为了尽快缩短现代化进程，赶超先进，新加坡不得不设法获得从经济结构中无法获得的推动力，这就是动员全民族的热情，搞各种社会运动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这只能由国家来进行。

——摘编自孙建红《新加坡软权威主义政府的“善政”之道》

材料二李光耀在选择新加坡的政体和发展模式时，采取了一种务实主义立场，以我为主，唯我所需，不管何种发展方式和道路，只要有利于新加坡的发展、繁荣、公正和秩序就行，无惧他人说三道四。典型的是他拒绝了西式的民主，建立了一党独大、以行政为主导的政体，对内实行铁腕治理。学界将这一模式称作“软权威主义”或柔性家长制。它缺乏民主，但又不同于典型的独裁专制，因为它具有高素质而又廉洁高效的行政团队和严明的法治，这两点即使新加坡获得了高速发展的效率，又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摘编自沈海平《“新加坡模式”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说明“新加坡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指出“新加坡模式”的主要特点，并进行简要的评价。

材料一   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古代中国的严厉管控，主要针对官僚体系与地方政府，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自主自立自治的模式实现社会治理。图3为民间主体与基层自治关系示意图。

——据龙登高等《论传统中国的基层自治与国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