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棉纺织品的生产，促使一批农村市镇兴起和繁盛。娄定县娄塘镇，“所产禾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

——摘编自戴鞍钢《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二卷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等

材料二   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

——《雍正朱批谕旨》，程元章奏疏

大抵日本所须（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明）姚士麟《见只编》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 1000 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 、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 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 10000 户以上的巨镇。到万历以后，市镇总数不下 200 个，这 些市镇之间的间距以 12 里至 36 里为较常见的模式，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 10 多里路的水乡 市场网络体系，小农赶集一般半日可以往返。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 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棉花和棉 织、蚕桑和丝织、米粮等专业市镇。

——摘编自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

材料二   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许多城市的经济逐渐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大多数农民从 农村流向城市后也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行业并成为城市居民。在近代城市中聚集了各种社团 以及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 务的中心。为此许多城市开始制定城市交通卫生、市政管理等法规，建立了城市治安、消防、 警署、医院等机构。在城市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人口简单仅由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小家庭。

——摘编自张转玲《论近代中国的城市化》

材料三   1949—2009 中国城市化进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9》整理

材料一 “（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葡商每年从中国运出生丝约3000担，获利约36万两白银。”明朝中后期，中国的丝绸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大帆船中转输往拉美各地。这些丝织产品基本上都是江南所产。时人张瀚曾说杭州“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乾隆年间，时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纴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衣被几遍天下”。当时，山西潞绸取丝蜀地，广东粤缎、福建漳纱取丝江南。在当时，“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据刘兴林、范金民《论古代长江流域丝绸业的历史地位》等

材料二 到20世纪30年代，长江沿江城市，东起上海，经南通、扬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岳阳、沙市、宜昌，西至重庆，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狭长工业带。在近代中国工业中最大行业中，1936年长江6个口岸城市共44家棉纺织厂的总计纱锭和布机，分别占关内（即不包括东北地区）本国资本棉纺织厂纱锭和布机总数的59.8%与52.6%。1936年长江沿江有9个城市共27家面粉厂，日产面粉能力占关内本国资本面粉厂总生产能力的45.3%。在长江沿江城市工业带上，上海、南京、汉口、重庆四城的工业产值在整个沿江地带总产值中超过90%。

——摘编自熊月之、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