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山东遭受黄河水害，连续数年歉收。武帝颁布诏书，允许饥民流徙就食于江淮间并可以定居。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人民纷纷“避乱扬州”。从东汉至西晋初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唐天授二年，徙雍、同、秦等7州数十万户到洛阳，以实京都长安。自开元年间到五代宋初，全国各道、州置县计120个，其中北方20县，南方却达100县之多。南宋时，“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西汉大规模人口迁徙’’部分史料整理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在黄河流域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建立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约4.322亿，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米、布等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物价上涨，原来一人可以养活十人，而今却不可能了。“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社会中除了勤力有业有生计者，还有比之前增长数十倍的游手好闲之徒。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社会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性的人口生育政策成为主导，我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引发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央决策者的关注。5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开始调整人口政策，1973年7月国务院创立“全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人口增长速度降低，新生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国家投入新增人口的资金比例相应减少，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国家用于教育、医疗行业的资金或资源增多，家庭开支和抚养费相应减少，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山东遭受黄河水害，连续数年歉收。武帝颁布诏书，允许饥民流徙就食于江淮间并可以定居。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人民纷纷“避乱扬州”。从东汉至西晋初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唐天授二年，徙雍、同、秦等7州数十万户到洛阳，以实京都长安。自开元年间到五代宋初，全国各道、州置县计120个，其中北方20县，南方却达100县之多。南宋时，“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清初，各种摊派、私征、预征、加征迭兴，“数省皆困”“十室九空”。康熙年间，颁布《招民填川诏》，社会经济复苏，“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乾隆初年“大市大镇，商旅辏集，行业专家，祖孙居处，大者千计，小者百十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赞大臣绰克托在描述乌鲁木齐的情景时说：“民人等移居以来，伐木采煤，养育鸡豚，竟成村落，与内地无异。”

——摘编自陈锋《清代的移民与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