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一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约有500名耶稣会士来华，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几何等西方文明，这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但这一缕微弱之光只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隐约闪亮，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至不承认常要吸收外来学识。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利玛窦翻译的《孔子四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传教士向教会呈现了400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思想家如歌德、伏尔泰、亚当·斯密等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东渐”简表

——据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整理

材料一   从晚明时期到清朝中期，约有500名耶稣会士来华，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炮铸造法、历法、绘图、算术、天文、几何等西方文明，这为中国提供了使其自身现代化的机会。但这一缕微弱之光只在一小部分较进步的中国士大夫中隐约闪亮，中国的士大夫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自负非凡，以至不承认需要吸收外来学识。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汉学传回了欧洲，利玛窦翻译的《孔子四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耶稣会士向教皇呈现了400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思想家如歌德、伏尔泰、亚当·斯密等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欧洲上空弥漫着进步的气息。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 “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摘编自张允熠《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