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军入关后，并没有把汉人排除出政权之外，而是建立了一套权力分享的“满汉复职制度”。康熙帝亲政后，南方有三藩之乱，北方蒙古族噶尔丹企图分离。康熙帝采用战争方式解决民族分离问题并取得胜利。康雍乾三朝的统治者，在中央另设理藩院，既与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系，又可按民族地区传统方式处理族内事务，有相对的自治权。在西藏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不改变各族旧有制度，不改变各族内部的社会结构， “至于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

——摘编自邱成岭《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观——以康乾盛世时期为例》

材料二   雍正皇帝认为， “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虽然有满汉之名，但“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大义觉迷录》

材料三   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清朝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给中国留下辽阔的疆域。在清代诸多《文鉴》、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宣统三年（1911年）年底，清帝逊位诏书中明载“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前期的东北、北部，西部边疆治理遵循“因俗而治”理念，分别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的军管行政体制及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的特殊行政体制。到晚清时期，清政府率先在新疆实施建省，确立新疆与内地一致的省府州县行政体制。此后，东南海疆的台湾和东北原来将军辖地分别建立行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请回答

材料一   《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考古研究发现，在龙山文化时代，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不同文化之间呈现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玉器、象牙器、绿松石、特殊的彩陶器、大口缸等精致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物品的交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维护以“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秦朝“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实践：疆域统一与华夏的整合。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西汉“大一统”思想发展的表现为确立华为正统。自此"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发生变革。此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打破自西汉以来正统体系中的“华夷之别”，从而获得正统身份，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隋唐“大一统”思想提升。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认识到了“华夷”虽不同，但可通过“德泽”达到亲如“一家”的效果。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大一统”思想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互动大交流的阶段。辽和金，逐渐接受华夏文化，以“中国”“正统”自居。元朝不仅实现了疆域的“一统”，而且编订《大元一统志》，正式将“一统”列入全国地理总志之名。明代大一统回归。明太祖朱元璋继承了先世“大一统”的思想，更加看重疆域统一的重要性。清代“大一统”突破。顺治帝多次指出：“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帝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民人，咸吾赤子”。在清代诸多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 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清朝对“大一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 “中外一体”的阐释和深化上，更体现在实践方面，具体表现为实现疆域统一和中华民族主体 构建及权力边疆治理向边疆内地化的探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等

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当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文和满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乾隆帝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摘编自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

材料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民族深受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政策主旨定位为“领导各民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意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摘编自郑大发《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