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科尔贝于1619年出生在法国兰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家庭，家族在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传统使其深知海洋利益对国家的重要性。基于17世纪西欧出新的民族国家竞争需要以及绝对君主对荣耀的渴望，路易十四亲政以后大力支持科尔贝，让其主管法国海军、海上贸易长达22年（1661—1683年）。科贝尔在1664年的备忘录中说：“美洲的金银矿迟早会枯竭，只有储备足够的贵金属才能让国家致富，唯一的方式就是发展贸易，以此繁荣自己、削弱他国。”遂将“增加出口并减少进口，努力实现法国在海外贸易上的顺差”作为法国海上贸易的核心追求。他在发展国有大型工场、兴办海外垄断贸易公司的基础上，还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海关关税体系，优化海关税率和税则，以利于法国商品出口和遏制进口。科尔贝把实现法国工业制品的标准化作为提高法国商品海外市场竞争力的必要手段。在他的主持下，法国以法令形式为本国生产的丝织品、挂毯、瓷器、铁器等几乎所有具有出口潜力的工业制品的质量、工艺流程制订了统一的标准，并成立生产督导委员会，要求其每年1月赴工场巡查，确保新的规定被传达和落实到位。经过1644年的改革，法国国内的封建税和省内税被废除，国家统一的关税征收标准和机构初步形成，法国商品的出口成本降低、效益提升。

——摘编自吴德坤、李想《科尔贝改革与近代法国海权的崛起》

材料一   1861年，恭亲王奕䜣等奏请筹办洋务，引进、仿造外国坚船利炮，以应对内外交困的危局，从而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近代科学技术传播和各类近代企业陆续兴办的过程。然而，总的来说，当时的清皇朝并没有明确的近代化意向。事实上，甲午战前洋务企业的开办，新式军队的建立以及绝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创办，大都是得之于地方督抚。而且，当时中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非常落后，兴办近代企业，势必要依赖外国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乃至技术人员和信贷资金。一些洋务派官僚又不思振作，甘愿听任外国人的摆布。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瞄准那些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组织和设立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1873年），国立化工研究所（1878年），国立机械研究所等。俾斯麦本人对当时的尖端科技“电的进军”的意义并不理解，但他却鼓励德国学子去学习和掌握德国尚未掌握的世界高新科技。德国人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互相渗透，相互促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摘编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一   19世纪初，被称为“普鲁士工业之父”的鲍埃特，曾经多次前往英法等国进行考察，回国后他积极传播科技知识。并且举办外国机器设备展。他还要求负责管理工业的其他官员也到国外去考察，并派出了到国外去学习科技的留学生。1819年，普鲁士成立了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教育，出版科技书籍，举办工业展览等，19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鲁士的农业团体频繁举办农业机器展览会和牲畜展览会，宣传和推广农业科技知识，这些活动对于推广新式农业机器和优良的家畜品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25年，普鲁士颁布法令，规定了岁至14岁的儿童必须入校学习。德国统一后，政府非常重视兴办职业技术学校，到1910年仅中等技术学校就有学生1356000人。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提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强调学术自由，成为后来德国新建各个大学的典范，而卡尔斯鲁厄，达姆施塔特等地建立的工科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注重实用的科技人才。

——摘编自楚汉《科学技术与近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材料二   人们发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长期酝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曾面临过几乎同等的机遇和挑战，但唯独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中产生了更早、更自觉的某些制度变革和创新，这些变革和创新较好地适应了历史进程的变化并使之服从于美国利益。从里根时期减税，降低管制到克林顿时期修改电信法，政府宏观政策的重要任务都是推动竞辛，从而培育了美国更为发达，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其对创新固有的激励作用。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是“冷战”产物，但后来成为美国信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此府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加大科技投入，加大基础研究预算拨款比重，制定产业技术力量政策。完善对高技术发展的组织领导，以及如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研究和开发等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周茂荣等《”新经济”解读—美国的奇迹和美国的知识经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