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建国后，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工业革命后，许多国家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二战后，社区很快发展为基层自治的主要方式。社区实行居民自我管理，不仅提供生活服务、教育、休闲娱乐、福利等，还参与相关的城市规划、土地政策等地方政府的决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基层治理更加强调政府、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作用，社区承担了更多的政府功能。

——摘编自《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将单位之外的社会个体重新组织起来，便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民政部于1986年提出要争取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由此提出了社区的概念，随后1991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政策构想，并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社区建设实验。为了从更高层次力推社区建设，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整合成立了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统筹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社区制的建章立制。2001年开始，农村社区进入地方自发试点阶段；2006年中共中央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

——摘编自李春根、罗家为《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一   从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普遍建立，家法族规的制定也蔚然成风。宋代家法族规强调族众遵守社会秩序，严禁宗族子弟闲游、偷盗、赌博等。宗族成员违反国家律令、族规家法、风俗道德等行为要予以惩罚。婚姻方面，家族法规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财产继承上，按照诸子均分原则进行处理。宋代家训族规在国家法的支持和默许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违背者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总之，宋代家法族规起到了国家制定法难以起到的社会控制作用。

——摘编自苏洁《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外国的游人、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由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在基层，中外冲突时有发生。新式武器逐渐流入民间，地方矛盾变得愈发激烈，官府往往无力弹压。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基层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民国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社会基层问题强调多数人参与纠纷、矛盾、冲突的协调和解决。1904年5月13日，《岭东日报》报道了广东省澄海县蓬洲所陈氏模仿“自治”的方式：“公议族规四条，谓如有犯规者，行自治之法，或笞惩，或罚影戏。”总之，近代基层治理出现新的特征。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依据政令或法律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能力急速增强，乡规民约逐渐式微。基层社会尽管也制定过一些村民公约，但由于其内容极富政治性，基本上就是一些政治口号，与之前在基层社会所存续的传统乡规民约有着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乡规民约在宪法与法律上也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和群众自治的重要载体之一，使之在城镇和农村都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何旺旺《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古代行政权力致力于基层秩序的稳定以及赋税徭役的征收。家族宗族负责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民事纠纷的裁决、乡约教化、协助政府管理赋税徭役的征收事务、推进资助乡村公共事业、保卫乡里，等等。乡绅作为乡里的代表与官府沟通，官府批准的福利救济经费通常由士绅承担。很多地方，保甲职役是由宗族组织中的各姓氏或房支派轮流顶充，保甲与宗族是相互融合的。

——据杨国安《“天高皇帝远”?2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整理

材料二   晚清是中国社会治理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从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事到咸丰、同治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官方的基层治理系统逐渐失灵，以乡绅为中心的团练组织成为应对社会动乱的重要力量，民间治理系统开始一枝独大。广州地区出现的爱育善堂、华南地区出现的农民协会、上海地区出现的工会以及各地涌现出的商会、城镇的自治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外国的游人、商人和传教士等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对象。清末新政时期，民事开始从刑事法律中独立出来。进入民国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建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农民协会负责调解当地民间纠纷，处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