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两汉魏晋时期，中亚地区小国林立。随着两汉政府同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原王朝的势力和影响也逐渐渗透西域，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等国与中原王朝关系趋于热络。南北朝时期，中原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亚萨珊波斯在公元3世纪兴起后，导致贵霜帝国逐渐衰落。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国力强盛，与中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唐朝在中亚设立羁縻府州。中亚粟特地区正式出现的安、康、米等昭武九姓国家也频繁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嗣后因阿拉伯人向中亚扩张，及唐王朝与阿拉伯的势力在中亚交锋，这种联系更加密切。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无力西顾，逐渐丧失对中亚的控制。

——摘编自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舂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林涵《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外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火药等物品及造纸、炼铜等技术，都相继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中“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任务来学习盛唐文化。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

——摘编自武斌《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材料三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材料一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稽、胡丘、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骆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贸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于中国文化发生了根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畲井（包括井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下）册》

材料二   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伍廷芳等诸多清朝官员认为，对外开埠通商“利多害少”，主张自开商埠。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局，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的实施。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为数更多，先后开放岳州、秦皇岛、济南等地。1905年，沙俄企图独占东北。为了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全面开放东北。自开商埠中的各方面主权完全属于中国，更不准在此设立租界。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五十讲》

材料三   下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