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医的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另外，唐代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其中《备急千金要方》中还用专门的篇目《大医精诚》详细论述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材料一　　从战国到汉代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代表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举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等，在医药典籍中都有了明确具体的论述。隋唐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唐代“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唐朝成为东亚医药的中心。宋朝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有记载的名医多达数十位，民族医学奋起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活力。明代中国早于西方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清朝时中医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辨证体系。

——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等

材料二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一直是中国的主导医学。然而到了近代，在西方近代医学的冲击之下，在中医界内部也开始出现对中医自身的传统理论体系质疑的声音。……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制度的变革自然带来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全国性医政兼医疗中枢机构的太医院也随之消亡，中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官方地位结束，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不会再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新文化运动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医。

——摘编自郎栋等《从被质疑，被边缘化到被否定——近代中医衰落的历史轨迹》

材料三　　近年来，“中医热”不断掀起风潮——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明摘得诺贝尔奖，这一抗疟药物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性命；里约奥运会上，泳坛名将菲尔普斯身上的火罐烙印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印”……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关注。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世界范围的“中医热”已然形成，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国际传播。

——韩霁《中医药独特价值得到世界认可》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三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近三年来，我们不断调整优化防控措施，每一次优化都是十分审慎的，是建立在此前防控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论证；每一次优化都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聚焦病毒特性、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国内外防控策略变化，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好地为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