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古时期是东西方古代文明融汇内容最为多彩、成果最为丰富、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期。因为阿拉伯——唐宋元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中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阿拉伯人的经贸活动促进了古代不同地区文明的交流，而这时期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经济鼎盛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长安空前繁荣，各国使臣、商人云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舞台。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统治者迫切汲取先进文化，出现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翻译活动，逐渐形成“拉丁文化是西方的，中国文化是东方的，而阿拉伯文化却两者兼备”的局面。

——摘编自陈恒《文明的汇聚与传播古代世界文明之交流》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三   在近代中国整体落后西方和政府腐败没落现实面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一系列革新运动。五四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日本、欧美留学，他们眼观世界，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直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个性、自由等为思想武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开新向上的精神品格的感召下使社会获得了重新认识自我的能力，促进了国民新思维、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传播，促进了国民性的再造和新素质的形成。

——摘编自史向军、易鹏《论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地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鲜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地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鲜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并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