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   近代英国乡绅阶层是介于有封号的贵族和富裕农民之间的中等阶层，由骑士、在农村购买土地的工商业者、租地农场主和有实力的大农等发展而来。中世纪晚期，国王为限制和削弱贵族势力，委任乡绅担任地方治安法官、税收专员等职务，乡绅掌握地方治理权，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乡绅自治”。到17世纪中叶，乡绅占有全国土地近二分之一，成为占有地产数量最大的一个阶层。乡绅还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使下院成为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的重要阵地。乡绅阶层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政治运动和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党政关系简论》

材料三   使士大夫（学者一官僚）与新的“知识阶层”之间形成明显的断裂是1910年代后半期里开展的新文化运动。过去的士大夫，以其古典诗文的写作能力而与庶民隔绝获得了作为文化担当者的权威，以其对儒教的精通而获得庶民道德的指导者的权威。现在“知识阶层”批判古典诗文的表现形式而以白话文与之对峙，批判儒教的意识形态侧面而以“民主”和“科学”与之对峙。他们不单单是批判士大夫，而是明确表示自己可以替代士大夫这一阶层。

——摘编自（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 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