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晚清时，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的边疆治理研究掀起第一次高潮，时人开始认识到重核心区轻边缘区的思路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海塞并重”的观念逐渐占据主导。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1885年，在台湾设置行省，在澎湖设立总兵，并修筑新式炮台。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置东三省总督巡抚，废除旗官，民事政令划一，统归于州县；军政事务归东三省总督掌管，统一军队指挥权力；并设置了许多兵备道，负责边务和对外交涉。

——摘编自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材料一   针对众多的边疆民族，唐王朝在边疆治理上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广置都督府和州、县；以边疆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并可以世袭；羁縻府州辖有的边疆民族百姓不向唐王朝缴纳赋税，户口也不上报户部，但各边疆民族的部落首领要向唐王朝缴纳贡赋，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及其近代领土的要求，而清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松散的统治，已无法克服眼前的危机。因此，清政府只能在武力面前重新建立一个更为严密、集中、强有力的统治体制。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1885年，在台湾设置行省，在澎湖设立总兵，并修筑新式炮台。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置东三省总督巡抚，废除旗官，民事政令划一，统归于州县；军政事务归东三省总督掌管，统一军队指挥权力；并设置了许多兵备道，负责边务和对外交涉。

——摘编自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材料一   华夏国家形成于西周，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宗法制日渐败坏，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中国的官僚制国家孕生于春秋，成长于战国，定型于秦汉，完善于隋唐，至明清达到极致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等政权皆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到秦朝“以兵灭六王，并中国”以后，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其代周“火”德自为“水”德，以“中国”正统自居，就连周朝时秦、楚、吴、越等政权所辖地区也被视为“中国”了。汉武帝时，承认秦朝代替周朝的中国正统地位，以西汉代秦“水”德为“土”德。汉人在称汉朝为“中国”的同时，又构建起了中国各个民族皆为“炎黄子孙”的血统体系。

——摘编自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